其次，對安倍而言，當今之任務為何？最核心的，當是其右傾政經政策是否能得到國內民眾接納、國外友邦肯定。中國大陸崛起與朝鮮挑戰日本國家安全，美國是否願意幫助？安倍經濟學是否能成功？更不用說還有修憲與國防軍等議題。高達7成的民意支持率，是安倍的動力也是重擔。當這些政策行動的不確定性升高時，焦慮與權力需要就油然而生。尤其這次訪美，對安倍而言又是非常關鍵的一次行動。
以史為鑑，抗戰前的中日局勢，日方多有“因為排日活動感到威脅，掃除威脅，索要新利權停戰”的三步模式。比如，一九三七年五月汕頭事件後，日方開始指稱：“此一事件是由於中方執拗惡質的對抗意識。”是“永不知足的侮日行為”，一個月後華北日軍開始密集演習，終至蘆溝橋事件。放長來看，張作霖事件、九一八、三零年代華北諸事件，也多屬這種模式，其中“威脅感”或真或假，然而對雙方人民造成的傷害，卻是難以平復。
（本文作者邵軒磊 台師大東亞系助理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