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18日電／從經濟發展史角度看，戰略機遇，就是增長條件，包括內外兩方面因素。過分強調外在因素和環境的變化，則將戰略機遇扭曲為“機會主義”了。
瞭望刊文稱，事實上，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提出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歷史目標，為改革開放，促進經濟發展，提供了最關鍵的政治條件。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內在動因。
而中日恢復邦交和中美建交，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為中國對外開放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國際環境。
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始終就是在與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主導的國際體系相互適應甚至博弈中展開的。1980年中國加入IMF，標誌著人民幣正式納入國際貨幣體系，此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進入歷史性的調整期，直到1994年“外匯並軌”，事實上人民幣對美元持續貶值了14年。而自1994年到2005年，人民幣在匯率機制上執行了事實上的“與美元聯動”政策。在此期間，中國既經歷了1990年代初被美國加入外匯操縱國，被迫長期與美國展開每年一度的最惠國待遇談判，也經歷了2003年起以日本為始作俑者的日美歐拉網圍剿人民幣的日子。
冷戰後“中國因素”的形成
冷戰結束之後，亞太地區經濟增速超群，經濟規模急速擴張，迅速成長為世界的貿易、投資和技術集散地，具備價值創造和財富蓄積中心的條件，在某種程度上已具有世界經濟與政治中心的屬性和地位。
亞太地區最突出的發展特點是製造業的先行發展。亞太地區聚集了世界最發達的美日，也包括著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乃至世界主要的資源能源、糧食主產國。冷戰結束後的市場機制和資本運動的結果，形成了發達、發展和新興工業群相互依存的產業分工體系和貿易投資結構。
在亞太體系中，美國的尖端技術通過日本的產業及其對亞洲的投資，實現了產業及其比較優勢的動態轉移，進而實現了跨太平洋的三角貿易關係。其中，中國事實上變成了日本對美國出口的加工基地和貿易中轉站。中美日通過投資關係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產業貿易鏈。日本在產業上居最高端，將核心零部件、原材料和中間產品出口到中國，即投資主導型貿易流，再由中國組裝加工出口到美國，包括歐洲等世界其他地區，即回歸了傳統貿易流。另一個路徑是，日本將核心部件和材料經韓國、台灣進行二次加工，再將中間產品出口到中國，中國做終端組裝加工再向世界出口，形成相互聯繫的貿易鏈(或產業鏈)，進而形成了東亞特有的“產業聚集”。這形成亞太地區的工業貿易主導的增長結構，也是經濟增長的動力。
在這種產業貿易結構形成過程中，中國市場扮演資本、產業、金融、人才和信息的集散地，“中國因素”成為亞太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條件，也成為中國戰略機遇的直接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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