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踏足寶島商談，百感叢生
記者：你們這次會談是在北京舉行，而20年前第一次汪辜會談是選在新加坡舉行。此後“陳江會談”都是在大陸，甚至是在台灣舉行。特別是當您到台灣參加“陳江會”的時候，有什麼特別的心得嗎？
陳雲林：大家都知道，兩會的第一次會談是在新加坡舉行的。按照我們的一貫原則，兩岸同胞之間的事情、兩岸中國人之間的事情，我們坐下來談判、尋求解決的辦法，是應該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進行。當年在新加坡舉行會談是一個個例。因為受台灣當局有關規定的限制，辜振甫董事長不能到大陸來，所以辜振甫老先生就建議能不能放在新加坡舉行？當時我們也就同意了。
我們兩會恢復商談以後的第二次商談是在台灣進行的。2008年6月第一次商談在北京，11月份就到了台灣。那也是我們兩岸之間第一次在台灣島上進行兩會商談。
我長期是做對台工作的，對台灣不能說不瞭解，但是作為政府的授權代表，當我第一次踏上台灣這塊土地，同時也深深地和台灣的老百姓實現了零距離的接觸的時候，我的內心十分激動。因為我深知，這次去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使命。這次去到台灣，如果我們能夠順利地會談並簽署協議，將是兩岸關係的一個重大突破。
當我零距離的和台灣這塊雖然非常嚮往、但是又覺得陌生的土地接觸的時候，我當然想起了許多台灣的歷史、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我們兩岸骨肉同胞隔絕的這一段歷史，可以用一句話形容，叫“百感叢生”。
“世界上最長的一次晚餐”
陳雲林：第一次到台灣去，我也深知，由於台灣的政治生態以及台灣還有相當多的民眾受到一些政治和意識形態不同的黨派的影響，他們對我的到來會有一些不同的舉動和做法。甚至也有人告訴我，此番去台灣可能會遇到想像不到的困難。甚至有台灣的朋友也告訴我，很有可能到台灣要遇到安全問題。
面對著這些複雜的情況，我和我的同事們都有一個信念，我們帶著兩岸同胞的期待，肩負著兩岸關係改善的重大歷史責任。我們相信，兩岸同胞的理解和支持會給我們無限的力量和信心。
當然事情並不都是一帆風順，很多的朋友們都從電視上看到了，當時我們第一次到台灣去談，情況確實比較複雜。我在晶華酒店的那次晚餐成了世界上最長的一次晚餐，從晚上6點開始，一直到後半夜3點才出來，被人圍在了那裡。
因為第一天是連戰先生宴請我們，連戰是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第二天是吳伯雄先生宴請我們，吳伯雄當時是中國國民黨的主席，他是作為國民黨主席來正式宴請我，於是國民黨所有的要員、所有的縣市長全部都來了，包括台灣的大企業家們也都來了，台灣的郝柏村、辜嚴倬雲這樣老一輩的人全都來了。
我們宴會開始的氣氛很好，然後快要結束的時候外面報告，說外面大概有200多人圍住了整個大廳，不讓出去。吳伯雄先生作為中國國民黨主席宴請我，他說簡直把台灣人的臉都丟光了。快到晚上10點了，他們就說您能不能從地下通道出去？我就跟他說，謝謝你們的好意，我不但不能從地下通道出去，而且我從哪個門進來，我就要從哪個門出去，希望你們不要發生流血衝突，我就在這等。後來到了後半夜3點鐘。於是我們那次晚餐就成了世界上最長的一次晚餐。
商談依然取得成功
陳雲林：但是我們最後還是完成了兩會第二次會談的任務，簽署了4項重要的協定，主要是這次簽署的協議開啟了兩岸“三通”。
記者：這是非常重要的。
陳雲林：對，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都為能夠為兩岸關係的改善，為兩岸同胞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感到無比的欣慰。
記者：您剛才講的確實是很感人的。實際上您除了到台北，是不是也去過台灣南部？
陳雲林：對，會談去了很多地方。比如說台北、台中，這是兩次主要的。之後我到台灣，還專程進行過一些經貿之旅，我幾乎從南到北全部都走到了，高雄、雲林、嘉義等很多地方我都去過。其實給我最深的感受是，台灣同胞希望兩岸和平發展，也希望在和平發展中能夠發展我們雙方的經濟，互惠互利、互補雙贏。而且他們也從這種和平發展當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我感受到了他們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支持。
兩會商談為何出現“井噴”
記者：兩會商談的成果是非常豐碩的，短短4年時間里，舉行了8次商談，一共簽署了18項協定，達成了諸多共識。您覺得，為什麼會有這樣高密度的商談？在商談中兩岸是怎麼樣化異為同，達成共識的？每一次議題的設置又是依據什麼來制定的？
陳雲林：兩岸之間一共舉行了8次會談，在4年多一點的時間里全部完成。為什麼會這樣？有人形容是“井噴式”的。為什麼會有“井噴式”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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