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成的答案有四個：第一，馬政府已經享受到兩岸和平之實，不需要再以協議形式加以保障；第二，馬政府需要兩岸保持適度緊張，以為軍事安全預算開支做掩護；第三，馬政府需要民眾對大陸保持一定程度的敵對意識，以使兩岸保持距離，有利於偏安格局的延續；第四，馬政府需向美日表態不與大陸站在一邊。這些理由也許都成立，但似乎並不足以解釋筆者的疑慮。
最近兩岸相繼舉辦活動，紀念汪辜會談20周年。筆者在與一位著名台灣問題專家交談時，他透露，20年前汪辜會談結束，美國人對兩岸在相互隔絕40多年後，首次高層會談就取得如此多的成果，感到十分不安,於是從各方面加強了對台灣當局的壓力，迫使台灣當局轉向，並在兩會的後續談判中製造種種難題，使談判難以順利發展下去。老友的一席話解開了筆者心中的謎團：這就是為何當年李登輝會借機與大陸翻臉和今日之馬英九會迅速轉向的根本原因所在！
台灣問題從產生開始，自始至終都與美國因素息息相關。馬政府上台之初，美國面臨內外重重矛盾，需要中國支持，一度提出所謂“中美G2”聯手的倡議；在遭到中國婉拒及渡過金融危機後，美國調整了戰略矛頭，實施“重返亞太”的“再平衡”戰略。它的戰略目標，毫無疑問是對準迅速崛起的中國。在美國的戰略鏈條中，台灣因為特殊的地緣位置成為不可或缺的一環，美國加大了對馬政府的壓力，逼迫馬政府選邊站。
明瞭於此，我們也就明白為何兩岸關係會出現“政治與安全”短板以及如何修補及增長它的關鍵所在。“解鈴還須系鈴人”，要突破兩岸關係的短板限制，鞏固與深化兩岸關係，需下大力氣解決中美關係問題。也許只有經歷一番戰略博弈與較量，當中美之間真正形成新型大國關係後，台灣問題的解決才能迎來一個良好的外部氛圍。
但外因終究要通過內因起作用，就此而言，從各個方面紮實做好台灣人民的工作，是當前乃至未來對台工作的重點。我們要抓住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有利時機，深入民眾，深入基層，深入台灣社會各階層，有層次、有對象、有目標地做好台灣人民的工作，使兩岸關係發展獲得更多民意的支撐，為兩岸融合與邁向統一奠定基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