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6月12日電／“習歐會”剛剛結束，北京說習近平主席同奧巴馬總統圍繞共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主題，深入交換意見，談得很好，達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識。而美國方面則說“這樣一個不同尋常的安排，體現出美中關係的重要性，使雙方有機會就廣泛的議題進行討論，探討構建在互利互尊基礎上的國與國之間新的合作模式。”一邊說是“新型大國關係”，另一邊說是構建構新的合作模式。兩種說法雖是同一件事，但是角度則不相同，講“大國關係”強調的是原則，而講新的合作模式強調在細節，作事“講原則”是中國人的習慣，有原則就有了方向感、有了目標感，中國人說“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說得就是這個道理，而美國人作事講方法，抽象原則每個人認識不同，結果可能大相逕庭，有正確的方法，才能保證目的的完成。所以美國認為從合作開始。
中國時報社論說，從這些描述來看，雙方對彼此的關係已有了關鍵性的兩大共識：一是彼此的雙邊關係，需要調整，二是雙方從正面調整關係，所以綜合來看，雙方的最大公約數是，雙方應建立“新型大國合作關係”，由此觀之，此次的新形式的元首峰會，究竟得到多久的共識，其實反而是次要的，應該說中、美雙方都堅持自己的用語，但是朝同一方向作努力，果如此，恐怕北京的用詞會比較周延，因為“新型大國關係”包括了雙方的分歧、衝突、妥協與合作，因此，原則的堅持比方法重要，那麼北京在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原則為何？綜合而言，原則有四：
第一是積極和平原則：中、美之間實力仍有相當差距，但是利益的結合十分密切，而且是越來越密切，雙方的“和平”需求，完全不同於美蘇時代的恐怖平衡的“和平”；中、美為了各自利益需要的和平，因此“新型大國關係”是彼此積極創造和平的環境，和平對“新型大國關係”而言，是兼具目的和手段的原則。此次的“習歐會”也有類似結論，根據美國白宮官方言辭，認為“只有加深對彼此的理解，兩個超級大國才可能避免發生不必要的衝突。”
第二溝通機制原則：中、美間現有的溝通管道多達九十有餘，但中美間的互信依然不足，因此加強高質量的對話機制十分必要，甚至是元首級的定期會面機制，也有建立的必要，以便建立互信，特別是雙方的戰略互信，才是真正的避免大國之間的對抗，建立大國之間平等互信的重要作為。
第三相互學習原則：中共在“十八大”的“政治報告”中提出：“包容互鑒，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發展道路多樣化，尊重和維護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相互借鑒，取長補短，推動人類文明進步。”這裡當然主要是對美方的要求，包容差異的發展，借鑒不同經驗，更是一種建立積極互信的手段。此次“習歐會”中，習對歐講述自己在文革的經驗，再聯繫到自己對中國國情的了解，以及對中國改革的構想，從而不希望美國強加自己的制度給中國，應該就有說服美方尊重差異的意涵。
第四是創新發展原則：中、美雙方都注意到新世紀中，不僅僅中國的崛起，而且金磚五國的崛起，同時是亞洲的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緬甸、越南；中美洲的墨西哥等二十幾個國家在同步崛起。這是一個群雄並起的局面，這就引發一個令人難以釋懷的疑問，在本世紀中，中國完成雙百計劃，按中共的估計是六.五億人口晉升中產階級，加上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也局部完成現代化，估計是三.五~四億左右人口晉升為中產階級，這樣的發展，所需要的各種各樣的資源、能源的數量，幾乎是當代的二.五倍，這些資源、能源從何而來，因此，如果沒有新的技術，沒有創新的發展模式，屆時不想戰爭都不可能避免，因此，中、美之間的“新型大國關係”決不僅僅是中、美兩國之間的事，而是全球發展的大事，更不僅僅是當代的事，而且是未來全球人類的大事，所以中、美之間的“新型大國關係”重要內容是“創新發展”，我們相信，這會是中、美之間建構“新型大國關係”最優先被體認，也是最優先攜手合作的領域。
“習歐會”或許在驚奇和戲劇效果上，不如尼克森改變世界格局之行，但在事隔四十年之後，如果上述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原則，得以確立的話，其對未來世界的重要性是無與倫比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