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也撰文指責斯諾登的“自由放任主義”行為，“如果要社會良性運行的話，那就必須要一些基本層次上的信任和合作，對制度的敬畏以及對共同程序的遵守。而當斯諾登單方面決定暴露國家安全局秘密文件的時候，他實際上已經違反了所有這些基本面。”“事實上，他是讓事情變得更糟。”布魯克斯想要強調的似乎是，如果我們想要維持共同體以期達到共同的善，那我們必須有所屈從。奧巴馬此前也要求公眾“明白100%的安全和100%的個人隱私不可兼得，每個人都不得不有所取舍”。
但屈從與取舍的邊界在何處？以上說辭並未能平息美國公眾的質疑，已經有前政府官員、議員和民間組織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美國政府停止網絡監控。而從更深層的角度來看，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個人自由、公民隱私在何種程度上應該為國家安全所犧牲？
“棱鏡門”事件後《一九八四》突然暢銷
就在對“棱鏡門”爭議不斷的時候，一個現象卻不容忽視，即《一九八四》突然暢銷。
據外媒報道，在《衛報》刊登了斯諾登所提供的絕密文件之後，《一九八四》在亞馬遜上的銷量排名從12507一躍進入前200名，截至目前，其排名已經達到第37位。而從整體銷量上來說，《一九八四》的銷售量則至少提高了7000%。頗有意味的是，奧巴馬在一次上周五發言中似乎也引用了《一九八四》中的情節，“從抽象的角度看，你可以抱怨老大哥（《一九八四》中的獨裁統治者）和他的機構胡作非為，但從細節入手，我認為我們已經取得了適當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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