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報周刊：先從同仁刊物說起吧。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和儲安平創辦的《觀察》都是同仁刊物。
謝泳：所謂同仁刊物，主要是指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編雜誌，它有三個含義，一是刊物的經費、編輯及發行主要是由同仁承擔的，二是作者主要以同仁為主，三是它一般不以完全的商業利益為追求目標。這裡的同仁，也要作廣義的理解，並不完全等於只是熟人朋友，而是指主要是以朋友熟人為主。這樣做一是保持刊物的理想，二是保持刊物內容的一般水準。同仁刊物的特點主要是價值與理想一致，做人做事風格大體相近。同仁刊物只有在廣泛實行媒體登記制的時代條件下才有可能，知識分子在這個前提下創辦同仁刊物表達自己思想和發出獨立聲音，它意味著在國家之外，還有公共空間，還有所謂輿論。
晨報周刊：雖然說是同仁刊物，但《獨立評論》編輯部內部也不乏爭論。《文選》中專門收錄了蔣廷黻與胡適的一次論爭，您怎麼看雜誌內部的分歧？
謝泳：同仁刊物並不等於沒有爭論，思想上的獨立並不是一團和氣。同仁的意義在這裡有抽象性，它主要體現在基本的思想和道德方面，並不是哥們意氣。在思想和人格上，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是獨立的，所以在那時的同仁刊物中，自己內部發生爭論是常態，只有一種聲音才是變態，因為世界是豐富的，人是多樣的。這當然是真正的“民國範兒”了，這才是“民國範兒”的合理定義。
晨報周刊：在追尋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自由主義傳統時，您選擇了儲安平和《觀察》周刊。從儲安平開始，再到胡適那裡。這種獨特的追溯路徑對您有什麼影響？胡適與儲安平，《獨立評論》和《觀察》周刊，一前一後，在精神上的內在聯繫是什麼？
謝泳：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自由主義傳統，往遠處說，要從梁啟超、嚴複那裡開始，但這個傳統到了胡適那裡比較鮮明，到了儲安平那裡，可以說完全有自覺性，儲安平辦《觀察》周刊的時候，最希望得到胡適、傅斯年他們的支持，而且他自己明確表示過自己所持的是自由主義立場，《觀察》周刊的宗旨是獨立、公平、自由、理性，這個傳統是從胡適和《新月》雜誌、《現代評論》、《獨立評論》而來的。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對這個傳統基本是否定的，不論是中國的現代思想史、現代新聞史、現代文學史，把這些知識分子定義為民主的個人主義者。比如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中，長期不寫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等自由主義作家，其實就是這個習慣下的產物，後來還是由夏志清他們改變了。我對這個傳統比較欣賞，一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比較理性，是經過獨立思考的，不是強加過來的；二是因為它合乎一般知識邏輯和生活感受，三是這些知識分子的人格相對獨立，在自己專業領域有成績。你看現在市場上流行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主要是這批人的東西，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他們寫得好，別人的東西不流行了，原因相當複雜，但有生命力的東西，一定有它的道理。《獨立評論》和後來的《觀察》周刊在思想和精神上一脈相承，這是儲安平自己講過的，也大體符合事實。這個傳統其實可以簡單表達為就是要造成知識分子獨立的輿論，代表一般民眾發出聲音，超越個人和黨派利益。《觀察》周刊在這方面，走得更遠，所以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有時候給人的感覺是中間偏左的刊物了，其實它不是左，是以客觀立場判斷社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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