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報周刊：《獨立評論》的撰稿人雖說大多都是當時的知識精英，討論的也是很嚴肅的問題，但為文卻通俗易懂。吳景超的那篇《輿論在中國何以不發達》可謂範例。很多文章都是以可商量的口吻在寫。
謝泳：最簡單的就是最深刻的，常理都不深奧。凡對知識有高深理解的人，都懂得用簡單話說深刻事。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這方面也多有建樹，你看胡適、費孝通、潘光旦這些從美國回來的大學者，哪一個人的文章不是明白曉暢？現在這些好東西正在受到人們的欣賞，凡不能把大道理用家常話講出來的人，多數都是自己也不明白。
晨報周刊：董時進的《鄉居雜記》也很有意思，“我素來認為要知道鄉村的秘密，和農民的隱情，惟有到鄉下去居住，並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鄉本土去居住。攜著表格到鄉下去從事調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確的答案。……今年暑假，我果真回到四川我的老家所在，並且幼時曾經居住過好些年的鄉間，去居住了一月”。這讓我想起作家野夫在四川德陽市羅江縣做農村調查後寫成的《治小縣若統大國》、《廢墟上的民主夢》、《餘震綿延的大地》。他們都沒有智識上的傲慢。
謝泳：是的。你注意到了，我選了很多考察記，一是閱讀方便，二是讓今天的讀者知道我們的前輩是如何作事的。董時進也是美國的博士，你看他的文章，你看他觀察中國農村的方式，都不是空談，這些大知識分子最懂得中國農村，因為他們自己多數是鄉紳子弟，在知識上獲得理解後，他們在道德和心靈深處，對中國農民極為同情，他們是努力想讓中國富起來，讓多數農民過上好生活的人，他們想了許多辦法，比如吳景超、董時進他們，看他們的文章，我們才能體會到他們真是急農民之所急呀！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我感覺是最沒有知識傲漫的一群人，因為他們本來即有鄉村生活的體驗，懂得農人生活的不易。
晨報周刊：雖然胡適希望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但後來。《獨立評論》社員有不少加入政府成為幕僚了，如翁文灝、蔣廷黻等。您怎麼看這一現象？
謝泳：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本來有文人從政的習慣。這個傳統應當說是個好傳統。這需要兩個條件，一是中國有科舉制度的歷史，在傳統為政風習中，有讀書做官的習慣，在現代社會中，這個習慣發生了變形，但沒有消失。也就是說，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只有做官才能兼濟天下的抱負，始終沒有消失。二是當時的政府還有這個雅量，願意認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多數理想追求，所以願意吸收他們進政府來。應當說當時一流學者從事的事並不鮮見，老一代不說了，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國民政府財政崩潰前夕，胡適還向當時的翁文灝內閣推薦了三個青年才俊吳景超、劉大中、蔣碩杰，可見胡適也有讓這些真正有才華的青年學人為國家盡更大力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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