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5日電／作為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對中政策擴大會議”的“華山會議”，在因為必須配合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的“攻防戰”而曾作延期之後，終在昨日開幕，並舉行其主題為“台灣對中政策的核心價值與願景”的首場會議。由於是閉門會議，民進黨中央總部文宣部只是發出蘇貞昌主席的開幕詞，中國事務部則發出一則簡單的新聞稿，“中國事務委員會”發言人鄭文燦的會後發言也只是對會議情況進行概括性的介紹，而會後幾位與會者的談話也只是表達自己的觀點，並未全面表述會議的情況，因而很難看對昨日的首場會議作出全面的分析，但畢竟也可“管中窺豹”看出一點端倪。
新華澳報今天發表富權的文章說，本來，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民進黨全代會上，有高志鵬、蕭美琴、林佳龍、吳秉叡、陳亭妃等中青代“立委”黨代表提案，建請黨中央舉行“中國政策辯論”，籍由擴大黨內參與，廣納各方意見，以凝聚黨內對大陸政策的共識，就像一九九八年那樣，經過“中國政策大辯論”，在各種意見中求同存異，達成“強本西進”的共識，調整黨的大陸政策，為民進黨執政打好基礎。但受到會場租借時間已到的客觀因素限制，及黨主席蘇貞昌“未有準備好”的客觀因素制約，而裁示將之交友中執會處理。不過，可能是面對黨內強大的意向壓力，蘇貞昌不得不正視並面對“中國政策辯論”的黨內訴求，因而決定由“中國事務委員會”出面，對大陸政策進行黨內討論，並吸收黨內其他人士甚至是邀請藍營人士參加。因為會議舉辦地點的中央黨部位於華山商務大樓，因而將之命名為“華山會議”。
“華山會議”的性質和舉行方式，與“中國事務委員會”十分相似。實際上，本來謝長廷等人當時建議成立的“中國事務委員會”，是一個推動及執行民共交流的平台，及對大陸政策進行討論並達成共識，為民進黨中央調整大陸政策提供決策參考的具實質權力的合議機構，但後來卻蘇貞昌弄成了一個“清談神仙會”。而引發這個“華山會議”的“中國政策辯論”黨代表提議，本來也是主張通過辯論取得共識，作為民進黨調整大陸政策的依據，但“華山會議”卻變成了“清談會”。這從“中國事務委員會擴大會議”的定位就可看出，只不過是將“中國事務委員會”幾名委員的清談，“擴大”為有中國事務委員會的諮詢委員、中常執委、“立委”、前政務官、專家學者、黨內各界意見領袖、中央黨部幕僚等參與的“清談”而已。
實際上，鄭文燦昨日的會後說明就表示，“會議雖無辯論之名，但由於採閉門會議，每位與會者都能暢所欲言，效果比辯論還好，每場會議將不預做結論，而是將各界寶貴的意見完整的提供給中國事務委員會參考。”由於不是辯論，就難以在各種觀點中進行比較分析，更無法透過求同存異而取得共識。
更值得注意的是，蘇貞昌的開幕詞，也為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定了位。住就是《台灣前途決議文》仍然是民進黨的核心思維，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必須要和國民黨有所區隔，不必和國民黨去競爭北京的支持。這將可能會令希望調整帶來政策的黨內中生代失望。
其實，蘇貞昌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仍然是民進黨的核心思維之說，也不符合事實。本來，民進黨當年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就是希望能以“後法優於前法”的原則，以承認“中華民國”國號”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來凍結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台獨黨綱”。這一來是為陳水扁參選“中華民國總統”提供正當性，二來是為了消除部份選民對“台獨黨綱”的疑慮。這個策略調整是成功的，再加上國民黨陣營分裂參選的原因，而實現了民進黨夢寐以求的“政黨輪替”。
但在後來，在遊錫擔任黨主席時，堅持要制訂《正常國家決議文》。儘管此舉遭到擔心將會影響其“總統”選情的謝長廷的反對，而陳水扁也因擔心將會令民進黨失去政權而作出協調，“拿”掉了其中一些“獨”味更為濃重的文字，但在經全代會通過之後，按照“後法優於前法”的原則，及《台灣前途決議文》凍結“台獨黨綱”的前例，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及“國家”定位，已由不再提“中華民國”，而是通篇都是“台灣”，並主張“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及“台灣應廣泛參與國際社會，並以尋求國際承認、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為奮鬥努力的目標”的《正常國家決議文》，取代了《台灣前途決議文》。因此，蘇貞昌嘮嘮叨叨地聲稱民進黨的核心價值是《台灣前途決議文》，是有違事實的，也是對遊錫的不尊重。
民進黨內中生代正因為是看到了這一點，認為必須掙脫《正常國家決議文》的束縛，並趁勢調整《台灣前途決議文》的一些論述，希望能透過大辯論方式凝聚黨內對大陸政策的共識，並制定《台海人權決議文》，再依據“後法優於前法”的原則，以較為中性的“人權”議題來作為推動民共以至是兩岸交流的前提條件的《台海人權決議文》，來“凍結”《正常國家決議文》、《台灣前途決議文》和“台獨黨綱”。
既然蘇貞昌堅持《台灣前途決議文》，也既然蘇貞昌所倚重的邱義仁堅持“台獨神主牌”，更既然“華山會議”只是討論不搞“辯論”，更不會尋求共識，那麼，“華山會議”就只不過是一次“擴大”了的“清談會”，難以推動民進黨調整大陸政策。
但世事無絕對。正如台灣輿論所指，“華山會議”存在著蘇貞昌所代表的“台獨”派，蔡英文所代表的中間派，及謝長廷所代表的務實派三條路線，在討論深入之後，難免會引發“蝴蝶效應”，擴大為全黨的爭論，並因為蘇貞昌的“台獨派”和謝長廷的“務實派”對立情況嚴重，而被廣大黨員認為皆不可取，因而寧願取納蔡英文的中間派觀點。既在理論上守住民進黨的核心價值，又在實務上採取一些調整措施。就像古今中外的一些具有里程碑式或轉折性意義的重要會議那樣，從開頭的固守既有目標或保守傾向，經過激辯而有所突破那樣。
其實，即使是蘇貞昌自己，也已有所鬆動。實際上，在對待謝長廷在香港舉辦“紅綠論壇”一事的態度上，他就經歷了從批評到肯定，甚至還為謝長廷的“燒鞭炮說”緩頰的調整過程。而他現在的堅守“台獨”立場，只不過是在爭取連任黨主席及勝選“總統”黨內初選時，因為遭遇謝長廷和蔡英文的狙擊，而必須爭取黨內“獨”派及“扁系”等各派系的支持的自然反應而已。一旦闖過黨內的這兩大關口，而必須面向全體選民之時，可能還是會調整其大陸政策的。畢竟，他在二零零六年擔任“行政院長”時，在蔡英文副院長的配合下，推出了一系列調整大陸政策的措施，因而被人喻為“蘇修路線”。這個“修”字，就是“修正”民進黨尤其是陳水扁的大陸政策之謂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