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除此之外，官員對學生們講了什麼往往被視為涉密範疇，這門叫做“職務犯罪偵查實務”的研討課從來不對外班同學開放，就連他們班主任劉品新都從未旁聽過這門課，“比較敏感，不太好意思聽。但側面跟學生聊過兩句，他們反映很不錯，領導給學生講課最輕鬆，有什麼說什麼，什麼都可以問。”
如果我培養的學生裡面出現貪官，這個不奇怪
曾有媒體報道，一位“反貪碩士”乘坐地鐵，旁邊站著的兩個男生看到手機報裡一條關於“反貪碩士班”的新聞，“一通狂批”。結果這位同學忍不住告訴對方：“我就是這個班的學生。”對方愣了一下，用諷刺的語氣回她說，“未來中國就看你們了”。
“因為學的東西特殊，就成了所謂的反貪碩士，他們罵我們，又不了解我們。”這個已經畢業的年輕人覺得有時“挺心寒”的。
除了外界的好奇，“反貪碩士們”更多要面對的就是輿論壓力。在一條以“反貪碩士畢業”為主題的網絡新聞下，充斥著大量負面評論。“大學畢業去反腐，反誰的腐，老虎還是蒼蠅？”“自己能反自己嗎？經過這種培訓，可能他們貪的水平更高了。”
“從我個人來講，我當然也認為更應該治本，我只能說治標是為治本贏得時間。”在何家弘看來，他比很多人都更加了解制度反腐的緊迫性。他告訴記者，在掛職副廳長的那兩年，他下到基層調研最大的感受就是“腐敗的存量包袱太多”，“有的地區和行業，一查就發現拉出來的越來越多，查到哪為止？”
事實上，就在“反貪碩士班”的課堂上，“靠技術反腐能走到哪一步”這個問題早就被擺上了台面。“有要求，就要按照要求來，這些問題客觀存在，也都會提到，但是我們不會說得太具體，因為這個問題不好說，所以我們一般不討論，不解決。”一個任課老師坦率地說：“中國的反貪不是能靠一個人來做的，否則沒查出什麼來，自己就犧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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