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美國歷史上的兩個例子，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個謎。美國國內沒有針對中國吵鬧成一片，而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國內卻就美國與墨西哥簽訂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掀起了激烈而尖刻的辯論。相比上世紀80年代針對日本發起的大規模嚴厲舉措而言，美國針對中國實際採取的保護主義舉措不值一提。
換言之，在美國，“保護主義狗”會（對墨西哥）狂吠、（對日本）亂咬，（對中國）卻只是低吠。令人更加困惑的是，中國給美國帶來的貿易衝擊，比墨西哥或日本帶來的威脅都多出了好幾個數量級。這只狗本是一只羅威拿犬，結果卻成了一只可愛的拉布拉多犬。
對於這種現象，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解釋。一個是，在對華貿易給美國帶來衝擊的時候，美國國內主要使用非熟練勞動力、與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形成直接競爭的工業已經所剩無幾了。例如，美國服裝業從業人員從1990年的90萬下降到了2013年的15萬。因此，當初廉價墨西哥商品給美國帶來的問題要大於如今中國商品帶來的問題。
還有一個原因可能與貿易的性質以及貿易夥伴的影響力有關。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對日貿易完全不同於對華貿易。前者代表著鋼鐵、汽車和半導體等具體行業的直接競爭。而對華貿易的基礎是技術上的差距，中國出口商品是由相對低技能的工人生產的。當自身利潤受到日本競爭對手的威脅時，在政治領域擁有巨大影響力的美國企業發起了反擊，要求採取保護主義措施，並且成功了。相比之下，北京方面鼓勵美國企業在中國進行直接投資，拔去它們的“獠牙”，有意拉攏。結果是，美國企業在龐大且日益增長的中國市場有了利益關係，針對中國的貿易舉措就會遭到他們的反對。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達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可持續的貿易要求具備社會保險機制，以緩衝自由化帶來的調整成本。研究表明，日益依賴中國進口以及隨之而來的勞動力市場薪資下降和就業減少，導致了來自政府的近150億美元的轉移支付，比如失業、傷殘、退休和醫療福利。這或許有助於減弱保護主義者的反應。
保護主義可能像拉米警告的那樣正以模糊的形式重新出現。但目前的宏觀局面有令人放心之處。如果美國國內政治能夠經受住中國帶來的那麼巨大的貿易衝擊，如果中國的經歷不太可能重現，或許我們有理由對貿易的未來感到樂觀。世界經濟近幾年來最好的好消息很可能是沒有傳出保護主義的壞消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