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進一步對美國的“明星體制”進行了分析，“美國生活的頂端是一個舒適而又有利可圖的地方，你是誰、你認識誰都會為你帶來難以相像的回報。如果你是一位國際搖滾巨星，那麼當臉書（Facebook）上市時你可以得到一份代言合同。如果你是一位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專欄作家，那麼你可以通過揚聲器的電路和在付費電視節目上的表演來把你的影響力兌現。如果你是一家科技巨頭公司的董事長，那麼你可以讓比爾·克林頓和托尼·布萊爾來宣傳你寫的書。站在最高點看下去，藝人、投資人、商業大亨、運動員、學者、政府官員之間的區別都不復存在，當一個前總統像其他人一樣動用他的名聲和影響力來牟利時，就更不容質疑這種區別的消失”，文章認為，明星體制裡個人的資質差別相對並不大，但個人的回報卻懸殊巨大，而這種明星體制幾乎控制了美國社會的每一個領域，“如果今天一個有影響力的人還像當年的杜魯門總統一樣的姿態，那麼他會被看作是一個傻瓜。”
文章認為，要求這些明星們不賺錢是不公平的，但去思考他們到底是怎麼賺到錢的卻是公平的。“明星體制的一大問題是它鼓動了無所不在的庸才、助長了投機取巧的行為：由團隊撰寫、充滿陳詞濫調的公司講話；研究專家和代筆寫手以知名作家的名義寫書；對明星運動員轉行經商和進入電視節目的習以為常；紐約城市大學那些注册了彼得雷烏斯課程的學生卻發現教授沒有足夠的時間與他們當面交流。沒有什麼能比成為一個品牌更能鑄就實質上的成功。
這些明星們都是非常忙的人。他們要共同出席一個慈善晚會，要在香港做一個演講，要在杜拜完成一項交易，要用電話會議的方式處理紐約的一個董事會議，要接著寫一本回憶錄。
“沒有人期望他們在餘生來守護他們職位的聲譽與尊嚴。只需要看著他們流一點點汗——為了發薪大日的到來——便足夠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