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爆發抗議的國家的中產階級人口數量增長的不算很快。根據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數據顯示，在過去的15年，全球最大20個新興國家的中產階級人口平均增長了18%，超過了這20個國家總人口的一半。布魯金斯協會把“中產階級”定義為每日消費能力在10至100美元的人，近來準備組織起來抗議的人都可以被算在中產階級的範圍內。然而，自2010年開始，抗議也在那些被布魯金斯協會評定為中產階級增長最快和最慢的國家裡爆發，前者比如俄羅斯，後者比如印度。大規模的抗議示威發生在那些中產階級人口增長率接近平均水平（18%）的國家裡，比如埃及（14%）、巴西（19%）、土爾其（22%）。
抗議示威與中產階級破碎的財富之間並無直接的聯繫。自08年以來，新興國家經濟平均增長率由8%跌落到4%，因此，幾乎每一位新興中產階級人士都有理由失望。一些發生抗議示威的國家經濟減緩尤其明顯，包括近來的巴西和在它之前的俄羅斯。但是，較之其它國家，新興國家中的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得很快，包括土耳其和甚至處於穆巴拉克執政時期的埃及。
那麼，在這些中產階級已經發生變化的國家，為何還是會爆發抗議示威呢？
或許，找出這個問題答案的地方不是在示威遊行的街道上——而是在權力的大廳裡。在這20個最大的新興國家中，執政黨平均執政至少8年多，有的執政時間幾乎是10年前的兩倍。在9個執政黨執政超過8年的國家中，有6個國家出現了針對國家領導人的嚴重抗議活動，這6個國家分別是：阿根廷、巴西、土爾其、俄羅斯、南非和印度。在11個執政黨執政少於8年的國家中，只有埃及一個國家出現了嚴重的抗議。埃及的自由派人士抗議穆斯林兄弟會讓埃及的經濟停滯不前和實行與前任總統穆巴拉克無異的獨裁統治——實際上，他們抗議的舊有的專制制度。現在，伊斯蘭教人士向埃及軍方的“政變”發出挑戰，於是埃及的中產階級感覺又被長期縈繞埃及的衝突所圍困。
這些抗議示威都是對舊有政治制度的反抗，長期執政的危險顯露無遺，和路易十六（Louis XVI）時代的危險有些許相似。一般來說，即使是成功的領導人也會變的自滿和自負，不能夠足夠快的制定出能夠維持各地區和階層經濟平衡發展的方案。最後，很多人便對舊有政治制度產生了厭倦——儘管這些舊有政治制度推進了戰後的經濟發展，比如印尼的蘇哈托和馬來西亞的馬哈迪在國內所實施的系列政經措施。
最後，如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美國思想家、文學家）所言：所有英雄變狗熊——無一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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