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是對之前財政過度分權的一個反應。看上去那個改革實現了財政上的再集權，但財政的再集權對後來中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影響總體上卻是很正面的——它實現了宏觀經濟的穩定，扭轉了中央財政收入相對下降的趨勢，但同時卻沒有對地方政府維護和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產生抑制和扭曲。而這一點常常令很多經濟學家不解。
2011年11月4日在英國諾丁漢大學舉辦的“The World Economy年度中國講座”中，我以《朱鎔基可能是對的：理解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機制》為題發表了英文演講。在演講中，我分析了分稅制改革的方案設計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一點的原因。我的答案簡單來說就是，與1994年之前中央與地方間實行的收入分成制不同，1994年的分稅制則更接近了“財政聯邦主義”的機制。
我一直說，分稅制改革是江澤民執政時期中國經濟轉型的最重要一環，有了它，中央與地方才在分權與集權的循環中實現了激勵的一緻性，維持了確保經濟繁榮與政治穩定的利益結構。而且，在分稅制以後，不僅中央財政集中了足夠的收入，而且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的利益同盟不再牢靠，這使得後來朱鎔基推行的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變得相對容易。事實上，分稅制改革激勵了地方政府加快地方國有企業的民營化、福利分配和住房分配市場化的節奏，也加快了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步伐。
不可否認，朱鎔基改革之後的20年間中國經濟迎來了黃金增長時期。雖然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增長潛能的最大值出現在了朱鎔基的那個十年（1993－2003年間），但卻有足夠證據表明，1984－1994年間實行的向地方的過度分權以及龐大而低效率的國有部門的存在不能幫助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妨礙了增長潛能的持續而充分的釋放。
如此看來，李克強今天面臨的問題當然不再是被計劃經濟成分和龐大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困擾的問題，不再是中央與地方激勵不兼容的問題。中央不斷惡化的財政狀況和宏觀經濟大起大落的問題也早已淡出我們的視野。跟朱鎔基不一樣，李克強要解決的難題是如何防止一個依然擁有增長潛力的經濟發生增長過早放緩的問題。正如黃育川（Yukon Huang）教授最近正確指出的那樣，這個問題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事實上，經濟過早放緩出現在大多數發展中的經濟中，而且“正是增長過早放緩導緻了多數雄心勃勃的發展中國家未能實現較高的國民收入水平，這在拉丁美洲國家表現得最為明顯，這一現象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
發展中的經濟出現增長的過早放緩很像勞動力市場中的“摩擦性失業”（frictional unemployment）。增長的過早放緩不是因為它們的增長潛力釋放殆盡，而是支持增長的條件受到外部的沖擊而發生改變，原來的增長機制難以迅速調整以適應改變的條件。理論上說，增長條件的改變常常是由持續的收入增長所緻。因此，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持續的增長會變得困難，增長停滯的威脅不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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