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自主制定憲法”的訴求之外，現今安倍又給修憲添加了“中國要素”——來自中國的“現實”的“物理性”威脅。但現實是，即便是安倍政權圖謀通過修改憲法第96條以降低修憲門檻，其進展也並不順利。這是因為戰後和平憲法固然帶有外力給予的理想性格，但其與近代以來日本國家發展的內在張力邏輯的相應性也是難以否定的。而安倍修憲的訴求，也與日本國民對和平憲法給他們帶來的福祉的實際感受，毋庸說是乖離的。另外，釣魚島爭端，經過安倍政權的刻意渲染，固然會對日本一般國民產生一定的刺激，但中日兩國如果最後必定兵戎相見，由此日本必須修改和平憲法的邏輯結論，在國民中到底有多大市場，恐怕安倍自己也難以預測。
以上種種，無疑對安倍以修憲為標誌、終結“戰後體制”的訴求形成強大制約，特別是前述美日間的結構性矛盾以及“二律背反”式邏輯障礙，可以說最令安倍糾結不已，進退維穀。而這次參議院選舉勝出，也不能改變這些深層次的問題。對在挫折中積累了政治經驗的安倍來說，現實的選擇可能是，首先借機優先推動“集體自衛權”的實現，而把修憲作為中長期目標。
二
安倍政權的命運能否存續，實際上取決於“安倍經濟學”的成功與否。安倍早年畢業於與三菱有密切關係的成蹊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畢業後赴美國留學，歸國後入神戶制鋼所工作，其間至該公司紐約事務所研修，回國後到位於兵庫縣加古川的公司工廠上班，再調至東京的總公司出口部，應該說對經濟並不是門外漢。但一個年輕的公司白領的經驗，怎能與管理國家的當家人同日而語。安倍接受第一次短命政權的教訓，下野後悉心揣摩日本經濟，其政治密友菅義偉對此曾用“勤學苦練”來形容。由此，東山再起的安倍，在經濟上立馬射出“三支箭”，與第一任期相比判若兩人。
同時，應該說安倍的運氣也比較好，金融危機及“3.11”大地震的最困難時段，都由政敵民主黨政權來承受了。雖然也受到以鄰為壑的指責，但其旨在解決長期困擾日本經濟的“通縮”問題的超量化寬鬆舉措，在未受到很大國際壓力的情況下得以實施，並初見“成效”。而災後重建，修復已經老朽化的道路、橋梁等公共設施，也成為實行靈活的財政政策，實施所謂“國土強韌化”舉措的口實。但最重要的“第三支箭”，即經濟成長戰略，相較於前兩項政策所具有的較強的“主觀能動”性，它只能立足於客觀現實。雖然安倍也強調以科技創新為抓手，以放寬規制為杠杆，但由於受日本經濟自身的客觀條件如少子高齡化、國內市場飽和等的制約，缺少可以支撐、拉動日本經濟持續發展的新的支柱式增長點，以及相應的核心產業。而沒有“第三支箭”做基礎性支撐，前兩支箭都容易半途隕落，特別是第一支箭還伴有災難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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