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過去大陸對綠營人士堅持台獨的立場很感冒，所以對綠營政治人物都是採取封鎖的態度，使得綠營人士想到大陸，都找不到門路，所以大陸對台灣政情的變化，大多只能聽藍營學者分析，對於綠營的聲音，也只能出現“我不認識你、你也不認識我”，這種相互隔離的態度，就像是美國已故的政治學大師杭廷頓所憂心的要問：“我們是誰？”
在美國這麼大的國家與社會，竟然有一大群來自拉丁美洲的移民，他們把自己封鎖起來，既不說美語，也不吃美餐，讓美國社會變成有兩套語言系統、兩種文化、兩種生活方式的社會。杭廷頓這本“我們是誰”的書出版以後，雖然沒有1991年所寫的“文明的衝突”那麼有名，但他也道出1990年代在許多國家存在的現象，也就是在許多國家出現分離主義的情形。
這些國家為了制止分離主義的發生，不斷的使用種族大屠殺的惡劣手段遏止。這裡可以從南斯拉夫的柯索沃，俄羅斯的兩次車臣戰爭看得到這種情形。而比較幸運的是捷克和斯洛伐克在1993年的和平解體，但國際間能這麼和平解體的並不多見。
所以，兩岸之間隔離的時間要比統合的時間多出許多，如果大陸認為兩岸最後還是要走向“終極統一”，就不可能只接受台灣親善的一方，而排除跟大陸不親善的另一方交往，這絕對是最不智的作法。
過去民進黨人想要登陸，都要受到很多的限制，讓許多民進黨高層人物視為畏途，最後演變成能不去就不去。如今透過陳菊第一次訪問北京、上海，謝長廷到東山島祭祖，並到北京觀看調酒賽，而開啟紅綠高層的個別交往，這絕對是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渠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