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美國軍工集團的利益所在。1992年，老布什總統向台灣出售了一筆在美對台軍售史上單年宣布出售的最大一筆軍售後，就曾召見中國駐美大使朱啟禎，由國家安全顧問史考特羅出面解釋，說這項軍售，既不是為了台灣也不是為了中國，完全是因為F-16的生產線在德州，而德州在大選中對老布什總統極為重要。1912年8月17日，美國副總統訪問中蒙兩國，也被媒體解讀為向中國解釋當時奧巴馬的對台軍售。從這些解釋可以看出，儘管對台軍售呈現相當的負面因素，美國國內也有學者呼籲反思，但是美國國內軍工利益集團的需要，是美國一些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包括總統必須要考慮的。
另一個例子是，台灣陳水扁在當政時期曾說，理解美國政府對他感到不滿，因為他沒有積極完成美所希望的對台軍售的數量和質量。陳水扁的這個說法遭到當時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光的反駁。不管是不是真的，可以從側面看出，美國出於國內的經濟利益也需要對台軍售。這一點，還可以從最近埃及事件中，美國對埃及軍援的曖昧的態度看出來，軍工利益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尤其在美國國內經濟復甦緩慢的情況下。
中方對美對台軍售極為不滿，認為美國以國內法介入中國內政，又不遵守“817公報”中的承諾。但中方還是出於解決問題的誠意，向美國提出，如果美國停止對台軍售，中方可以考慮調整軍事部署。中方並不是第一次提出這樣的建議，在習奧會之前，例如2010年，據美國媒體報道中方也有通過個別美國國會眾議員渠道轉達這種意向，可見中方一直有解決問題的誠意，但是都未獲美方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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