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聲勢浩大的凌厲“反擊”，呼之欲出。
蘇共二十大後，中蘇分歧、矛盾漸漸公開，中國開始“反帝反修”，“文革”期間蘇聯更被批為“社會帝國主義”，波蘭作為“蘇聯集團”中的一員，當然也受批判。1970年12月，波蘭格但斯克的工人罷工，上街遊行，旋被鎮壓。此次事件被稱為“12月危機”或“12月風潮”，起因與14年前的“波茲南事件”非常相同，也是因食品、工資、官僚主義而起。但這次中國的態度、觀點卻與14年前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對格但斯克的工人運動大表讚揚，稱之為“波蘭工人階級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
十年後，1980年7月，又是因食品、工資、官僚主義，波蘭東南小城一家工廠工人開始罷工，迅速向全國蔓延，形成“八月工潮”，“團結工會”乘勢而起。此次工潮，中國官方的態度頗可玩味。開始，仍是沿著十年前的思路，讚揚“波蘭工人階級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幾個月後，改為客觀、中立報道為主，不讚揚、亦無批評；再後，則明顯傾向、贊同波蘭政府對“團結工會”的管制。
對波蘭“八月工潮”看法的不同，直接影響國內政策的調整、變化。其他方面政策有何調整、變化，筆者未加研究，但權威部門披露，出版政策在幾個月之內因此發生了急劇調整、變化。
曾任新聞出版署署長的宋木文回憶說：1980年9月24日，胡喬木致信胡耀邦，談自己對波蘭“團結工會”的看法，胡耀邦批准在中央的一個內刊上刊載，讓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閱研。“胡喬木以波蘭事件為教訓，建議中央各部門就＂一個共產黨執政國家＂的＂社會內部矛盾＂等進行研究，說＂我不認為是階級鬥爭＂，並且著重講到1956年波匈事件後，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可惜＂後來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把人民內部矛盾當成敵我矛盾，造成歷史上的大悲劇＂，未能解決＂一整套分權、民主、人權、法制、黨的工作體制和工作方針等問題＂，＂希望今天的黨中央引為殷鑒，對每一有關問題認真研究制定出正確的具體解決辦法並予以力行，則他人之禍即可化為我人之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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