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17日電／談到反腐敗，已是近年來社會上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前些時候中央電視台推出的大型歷史連續劇《太平天國》後，又引發了不少關心千古興亡者對這一問題的思索。太平天國作為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戰爭，其興也勃，其亡也速，使百年來的一代代革命家為之扼腕嘆息。孫中山曾以洪秀全的後繼者自命來反對清朝，同時又認為太平天國敗於內部爭權。毛澤東對太平天國的興亡也曾很有興趣，曾於1944年11月致信郭沫若，希望他繼總結李自成起義失敗教訓的《甲申三百年祭》後，“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可惜種種原因限制，特別是解放後長期人為地給洪秀全等加上一層美化的光環，直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史學界才開始了科學的總結這場農民戰爭的經驗教訓。前車之覆，如果不能成為後車之鑒，那場據容閎估計有2500萬人死亡的起義，就白白流淌了鮮血。
進入19世紀50年代時，中國大地上剛經歷了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卻仍是一片表面上歌舞升平的景象。1851年1月間，卻突然霹靂突發，原來並不為多少人所知道的“拜上帝會”在廣西的偏僻金田村一呼崛起，一兩年內便有上百萬人聞風響應，兵鋒很快席捲半個中國，並把太平軍的黃旗插上國內第二大城市金陵。曾國藩驚呼這是“名教之奇變”，從中國歷史上看這也是繼大澤鄉、黃巾起義後又一場民間突發性的暴動奇觀。
清廷代代君王都勤事宵旰，如履薄冰般地煞費苦心施政。按封建標準，可以說清代無昏君，朝內免去外戚宦官之禍，朝外廢除了歷代擾民的兩大惡政——征兵和人頭稅（口賦）。軍隊只花錢招募“吃糧人”為兵勇，民間不再有“車轔轔，馬蕭蕭”的哭送場面；稅收也“攤丁入畝”，即只收固定的土地稅，百姓可放心生孩子，使人口由宋明兩朝最高時的1億猛增至4億。加之實行了嚴密的官員職權交錯並相互牽制的體制（如一省內就往往有督、撫、將軍三個平行長官），防止了以往經常出現的藩鎮式割據。按清廷想像，天下人都應感念這些“曠古未有之深恩厚澤”。事實卻是官吏貪婪更甚，社會黑暗異常，到處有會黨及宗教秘密結社，地火在民間積勢待發。
當時清廷以嚴密的君權分散地方之權，並禁絕任何非分之想，然而在封建專制體制下，為官便要謀權斂錢，不敢覬覦高位便會從受賄勒索方面找補償，封建的道德規範根本無法制止這種貪婪。據考證，清中期朝廷徵收一兩銀子，經各級官吏層層盤剝，攤到農民頭上便有八九兩之多。每年刑部批准全國處死刑者一般不足百人，而各地監獄中因敲詐虐待致死之囚卻高達數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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