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蔣經國南來中國後，她的公公蔣介石依諧音為她取了溫婉的中國名字：蔣芳娘。而蔣經國生母毛福梅不甚喜歡此名，認為“芳娘”的叫法讓長輩叫起來就亂了輩分，於是再依諧音改為“方良”，更對洋兒媳婦寄予了“方正賢良”的美好期望。芬娜的人生軌跡就此改變，從內心一步步蛻變為逆來順受的中國婦女。
入鄉隨俗的她甚至學會了漢語，還是一口正宗的寧波腔。蔣方良既有西方人的開朗與熱情，又有東方人的內斂與順從。在蔣經國的要求下，蔣方良很少外出交際，僅有的活動只是在家中舉辦簡單的小型聚會。
蔣經國正式就任台灣領導人後，就以不便參與私人宴會為由，與蔣方良深居簡出，使得蔣方良幾乎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除了洗髮、去婦聯會、勞軍，很少活動，充其量就是和蔣經國在院子裡散步；她根本沒有貴重首飾或珠寶，就算想吃些什麼東西，也只托司機買回來。在蔣經國多年的儉樸克難作風之下，蔣方良從來沒有想到要為家裡買些產業，手邊積蓄也不多，以致她在晚年只靠撫恤金過活，生活條件相當差。自1937年隨丈夫到中國後，蔣方良未再見到故鄉山水，也有人勸她回鄉散心，但最後還是因阮囊羞澀而作罷。蔣經國去世後，蔣方良心如死灰，有好幾年，她不看病、不見客，整天待在屋子裡。尤其1996年蔣孝勇接著病逝，白發人送黑發人，讓她更顯孤單。2004年12月底，蔣方良走完孤單的人生路，最終也沒能返回自己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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