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萬言書”本身內容再也不是問題的焦點，對全局對事業而言，毛澤東的威信，共產黨對國家機構領導權的合法性以及黨的凝聚力變成了問題的焦點，是遠比彭德懷的命運更為重要的大事。後人評說前人，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特定國情。實際上，不少人持同一觀點：彭德懷的問題不解決，全黨無法團結一心，共渡難關。
七月二十三日，美國副總統尼克松訪蘇，標誌蘇美開始握手。在這種“包圍圈形成——的共識下，毛澤東同一天開始反擊，在廬山會議上做了尖銳激烈的發言。
七月二十四日，毛澤東、黨中央委派聶榮臻、葉劍英找彭德懷談話。《彭德懷自述》也證明，兩位元帥都反覆講明“不能單從信的方面來看，而要從如何對全局有利著想”，“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面利益來做檢討”。
由此不難看出，把彭德懷折於廬山，只歸結於向毛澤東上了一份“萬言書”，實在太簡單太膚淺有人把時代錯誤簡單歸結到個人品質上，就更為錯誤。
當毛澤東憑窗而立，呼吸著廬山夜晚的涼氣時，他思考的已經不是要不要反擊彭德懷，而是反擊到哪一步！？
如果說“促進派”的匯報要求和“大氣候”的影響，促成毛澤東數落彭德懷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那麼，有背後議論，會下“串聯”，自然就變成了“軍事俱樂部”，升級為“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
八月一日，建軍節。毛澤東已定下罷免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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