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形態，更容易成就“身家千萬”的村官。
“那就是資源性腐敗——從村集體的土地、礦產和林業等資源中牟利。”支振鋒說，“而且，越是涉案金額大的村官腐敗，越是和資源關係密切。”
河南省金水區人民檢察院曾發布數據稱，在1994年至2002年，其查處的村官職務犯罪案件中，發生在土地轉讓、資金管理環節的案件約占92%。今年上半年，南京市人民檢察院也發布調研結果稱，在2009～2012年查辦的44件村官職務犯罪案件中，逾七成涉及徵地拆遷領域，與開發商“互利互惠”，結成各種形式的利益聯盟，損害集體利益“肥”了個人，成為50名涉案村官的主要犯罪手段。
浙江永嘉縣新橋村委會原主任餘乾壽，在拆遷和安置房項目中，貪賄3000餘萬元；深圳龍崗區村官周偉思，在舊城改造項目中曾涉嫌收受一房地產公司逾千萬元“好處費”……盤點近年一些知名的“小村官大貪”案件，很容易發現土地等資源的影子。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黨國英分析，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土地、礦產等資源市場價值激增，村官權力的“含金量”也急劇膨脹。“一些徵地項目對農民來說並不公平，鄉鎮政府需要村官的配合，起到‘中間人’的調節作用。農民和政府、開發商不直接面對面，村官‘壟斷’信息資源，可以從中找到有利可圖之處。”南開大學政治學系主任、農村政治學專家程同順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對村官的“監督之眼”去了哪兒
頻發的村官腐敗催生一個疑問：“監督之眼”去了哪兒？
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委會向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負責並報告工作，接受村民監督。其他村民自治法規規定，在村官日常權力運行中，民政部門管選舉、農委管集體資產和離任審計、違法違紀歸紀檢監察、土地征用由國土部門管……可謂方方面面都有監督者。
“但是，看上去有不少部門管理，其實是‘多家管理誰都沒有管理’。”有學者將對村官的監管概括為“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
來自村民的自下而上監督，首先“阻力重重”。
“法律規定，村裡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村民會議，村委會只是常設執行機構。但現在，‘村民自治’往往變成‘村委會自治’。”支振鋒說。有學者撰文指出，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設計中，村委會“一支獨大”，權力機構不常設，監督村委會還要靠被監督人“召集”，以致有學者慨嘆：如果說選舉、決策、管理和監督是“四駕馬車”，“絕大多數的村民自治，目前只完成了選舉環節，其他三個環節成了‘擺設’。”
“農村‘熟人社會’的特點，加劇了這種監督困境。”程同順補充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