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這些大潮流之下，大陸和台灣可以在三個方面進行合作。
首先，如果生產要素市場化，那就有民營化的必要。台灣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推動民營化，民營化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對台灣有很多經驗，希望未來可以跟大陸積極交流，其中的交流又包含很多問題需要討論：第一、股權本來是屬於政府，而現在要釋放股權，具體的做法如何？價格如何合理？這令人考慮是否賤售國產；第二、釋股方式的定義，在聯合國就有很多標準，這些方式每個都有其玄機和奧妙，台灣經驗豐富可以互相切磋；其三、民營化過程經常有公營和民營，如何公平競爭；第四、尋找國際策略合夥人，這個合夥人不但可以讓本來的國營事業提高，還能讓公私共同繼續進步。
其次是土改和戶籍改革。台灣1949年開始進行改革，這方面也可以與大陸切磋。台灣1949年到1957年施行的一些列土地政策效果很輝煌，其中結果就是所得分配趨於均勻。有人叫這個是“台灣奇蹟”，只有台灣的經濟和分配沒有惡化。所以這方面台灣可以和大陸充分合作。
第三是利率市場化、資本移動計劃和私有銀行的設立。利率市場化是現在大陸如火如荼推進的，台灣在1986年全球資金氾濫時期，已經完成利率市場化。現在大陸的實際情況不好，美國的QE明年可能會退場，所以全球利率是往上走的，大陸會面對很多挑戰，但對中國來說，這也是必須做。因為人民幣國際化大勢不可阻擋，並且具備了必要的雛形，箭在弦上，會有一系列挑戰。中國的情況很特殊，匯率開放的時候，中國的資金全部出去比如在加拿大等國家都購買了很多當地房產，國際上有很多資金想進來。所以台灣經驗很多，希望可以和大陸交流，一同的經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