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與此同時，楊開煌還認為，大陸的改革存在一個悖論。即如果要進行這樣的改革，習近平是需要很大的決心與權力的。我們看到，《決定》里設立了國安委與深改組這兩個機構，這會在無形中讓中國大陸從集體領導轉變為個人領導。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習的個人領導會不會出現新的轉變，也是世界政治學者所關注的。如何讓形成20多年的集體領導機制越來越接近成功的道路——這在改革中既要集中權力，又不能讓權力向個人過於集中——這個度是很難衡量的。在改革成功後，如何確保習近平不去動搖集體領導的優勢也是新的挑戰，相信大陸在未來十年就會面臨這樣的問題。
楊開煌也表示，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台灣方面也開了很多會，不管是政府、民間還是智庫都對此十分重視。從他個人來看，相對而言，台灣是自覺比較不樂觀的，覺得自己的前途發展“優勢不再”，而過去的自豪感也逐漸消失。過去台灣常言“經濟學台灣，政治學台北”，但現在台灣要重新思考它的優勢究竟在哪裡。“台灣的優勢不在經濟，也不在民主，而是在台灣的制度。這個制度能容忍不同的聲音，包括敵對的對抗。它看似雜亂無序，但其實卻運作可行”，楊開煌說。
另外，楊開煌還認為，台灣優勢在於社會——台灣非常強調中國傳統的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融合。然而在融合中，台灣既沒有放棄家庭，也注重每個人的尊嚴——這是台灣社會所展示出的一種優勢，這種優勢不但讓台灣社會可以發揮傳統道德的優勢，也可以遵循現代的社會規則。台灣很有效地把農業社會“個人自掃門前雪”的心態過渡到商業社會“為社區服務”的精神。很多台灣人真心在為社區服務，沒有任何的名利訴求。而且，台灣的優勢還在於社會所創造出的傳統和現代的融合，如果台灣能夠保持這樣的優勢，透過兩岸的文化協議，將大陸所缺的部份結合起來，則可以實現優勢互補，創造新的認同。而大陸也不用擔心會被套用台灣的模式，台灣也不會擔心大陸把自己“吃掉”。
最後，楊開煌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出台是一個很好的契機，讓兩岸的中國人都能反省自己的劣勢和優勢。我們也許可以忽略掉、或者減少一些政治方面的考慮。未來，“為了扎實兩岸的和平發展，與其從政治這條捷徑入手、搭建不完整的架構，不如從社會層面大家的共同努力入手，我相信這才是與兩岸和平最接近的基礎”，楊開煌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