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制度層面上看，市場經濟制度的構建，需要一系列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的支撐，制度體系的組合協同關係也更加緊密，而且，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本質上統歸於制度變革，從不同視角看，深層次的制度既可分為經濟體制範疇，也可分為政治體制範疇。
其次，問題是驅動改革前行的總動力，而問題又來自改革中破舊立新的不協調和不到位，當真正回歸到問題導向下的改革時，就能打通經改與政改的界線，超越狹隘僵化的政改思維，實現改革範式的突變。經濟轉型為何難？難在政府對資源配置的不當和過度干預，難在對政府權力的約束不到位。社會活力哪裡來？來自給予勞動者、創造者公平公正的回報機制，來自對有形與無形之手操縱一連串不合理收入和資源轉移的有效控制。當改革進入這樣的深水區時，改革的探頭已經觸到隱埋深處的“寶藏”放射的光芒。全面推進深層的制度變革，制度勢差將再次釋放激動人心的制度紅利。
最後，從更高的層面看，權利體系的回歸與再造，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是經改與政改的重要部分，更是國家治理變遷的重要動因。約拉姆·巴澤爾在《國家理論》中，從政府行為角度，將國家範圍定義為政府職能活動與社會交接的邊界上。依此理論觀察，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改革，國家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國家治理模式隨之並將持續發生相適應的改變。在國家治理轉型的大視野下，從經改到政改，一切都會沿著應有的邏輯路徑順理成章地展開。
（消息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