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內戰時期國共之間隱蔽戰線激烈較量
徐焰認為，國共之間隱蔽戰線較量的第一個階段，是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內戰時期。這一階段總的鬥爭形勢便是共產黨在地下秘密發展力量，國民黨則動用政權力量全力予以追捕剿殺。從1928年至1930年上半年，白區的中共地下黨根據周恩來提出的隱蔽發展力量的原則，黨員曾發展到19萬人，在秘密的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和情報工作中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可惜隨後指導方針發生了“左”的錯誤，把工作重心放在不切實際的武裝暴動方面，結果暴露並損失了絕大多數組織，到1936年白區地下黨員的數目降到3000人左右。
1928年至1931年間，周恩來是中共隱蔽戰線的總負責人。他在上海等地的鬥爭實踐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強調組織要隱蔽、精幹、少而密、單線聯繫，在活動中盡量職業化、社會化，以公開身分作掩護。“利用合法掩護非法，合法與非法巧妙結合”，“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絕對分開”等原則就是這時提出的，為中共隱蔽戰線工作奠立了正確的思路。
這一時期中共中央的建立特科，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領導，實際是周正、顧副。特科採取了直指敵人要害的“打進去”和“拉出來”的工作方式，不僅把國民黨特務機關在上海的特派員楊登瀛拉出來為己服務，同時又派稱為“龍潭三傑”的錢壯飛、李克農、胡底打入國民黨中央調查科。錢壯飛因精明能幹還被特務頭子徐恩曾任用為機要秘書，曾用照相機翻拍了他深藏在內衣兜中的密碼本，使國民黨的絕密通訊大都能被破譯，掌握圍剿紅軍的計劃等情報。不過在顧順章叛變和周恩來赴蘇區後，特科受沉重打擊，中共中央在上海也不能生存，被迫轉移到江西的農村根據地。
從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國民黨的特務機構不斷膨脹，由建立中央調查科（中統的前身）發展到建立復興社（後來成為軍統的前身），成為監視社會生活的龐大恐怖機構。蔣介石利用特務成功地拉攏、收買和瓦解了多數地方軍閥，對中共的隱蔽鬥爭卻一度居於下峰。自1931年春顧順章叛變後，國民黨特務改變了鬥爭策略，實行“自首自新條例”，大力利用叛徒，並加強搜捕力度。此時留下白區的地下黨組織仍繼續執行盲動路線，至1934年全面遭受破壞。劉少奇在1936年從陝北前往北方局恢復白區工作時，從理論上清算“左”傾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提出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應採取以防禦為主的方針，盡量利用一切合法的鬥爭方式和合法的組織形式，才使白區地下黨的工作得到部分恢復。
抗戰時期中共形成成熟的地下工作原則
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通過總結以往的經驗，為地下鬥爭提出了“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當時國共兩黨雖然在對日作戰中形成戰略上的合作關係，國民黨當局仍不承認中共組織在國統區有合法活動地位（只有個別談判代表除外），並把“防敵（指日本）防奸（指共產黨）”作為秘密鬥爭的基本指導原則。徐焰概括說，這個時期，國民黨軍統、中統在對日本進行秘密戰的同時，將中共地下組織當作第二位的打擊目標。
抗戰期間，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會部，並對黨的地下工作人員進行了專門培養，教育他們掌握對敵鬥爭的政策原則和秘密工作紀律，並進行了秘密技術的訓練，使黨在隱蔽戰線的鬥爭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周恩來根據國統區工作特點，總結發展了十年內戰時他提出的黨員職業化原則，又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政策，成為黨在國統區開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針，也成為在日本占領的淪陷區的秘密工作指針。
徐焰認為，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等日占區的秘密工作，主要通過發動群眾建立地下組織，為幫助新四軍的軍事鬥爭發揮作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領導西南工作委員會負責川、康、雲、貴、湘、鄂的黨的地下工作，也做出了很大成績。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負責粵、桂、贛、閩、浙的地下工作）卻因建立秘密的武裝據點暴露了組織，在國民黨特務搜捕下大部損失。後來周恩來總結其教訓時說，“其根本原因是秘密組織與武裝鬥爭同時並用，致工作路線發生許多錯誤。”“在大後方的黨，只能全力執行中央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候時機的路線，不能同時採取武裝鬥爭的路線。”地下黨組織不能同時兼搞武裝鬥爭，這成為當時中央確定的一條原則。
如今一些影視劇為了提高收視率，描寫地下工作的鏡頭頻頻出現“槍戰”和武打，甚至把地下工作者表現為武林高手，這完全違反了隱蔽鬥爭的原則。當年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除有軍警的掩護身份，都不應擁有手槍一類武器，否則路上遇敵檢查便會暴露。即使是在上海影響很大的特科“紅隊”，總共也只有4支手槍，成員平時外出也不許攜帶，只有在執行除奸的特殊任務時才能使用。
中國共產黨的隱蔽戰線鬥爭有別於國民黨和其他政治派別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群眾工作、情報工作與統戰工作的有機結合。這一特點的形成，與周恩來在抗戰時期對統戰工作的倡導、推動息息相關。周恩來多次指出：情報工作要通過交朋友，通過往來談話做工作；要建立據點，建立關係，深入社會；要見縫插針，做串門的生意；擴大了團結的基礎，即擴大了工作開展的可能。抗戰期間中共隱蔽戰線鬥爭的最大成就，便是爭取了社會各階層同情共產黨的事業，這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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