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年到1955年，我們對台灣問題的基本思考就是“武力解放”四個字。隨著建設新中國使命的上升，“第三次國共合作”，實現“和平統一”的思維逐步代替了“武力解放”。由於我們有兩次“國共合作”經驗，所以“和平統一”並沒有形成一整套的理論、制度和方法，它只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願望而已。
八十年代初，在粉碎“四人幫”後，國家百廢待興，又恰逢港澳回歸在即，台灣問題也浮到了桌面，但此時中國首要任務是“實現四化”，保證“改革開放”有一個更好的外部環境；統一問題雖是二十世紀三大任務之一，但台灣政治生態從國民黨一黨專權，經歷“本土化與民主化”洗禮，已難以用“第三次國共合作”模式解決了，所以鄧小平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國策，即只要承認一個中國，承認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即可以“兩制並存”，“誰也不吃掉誰”，“維持現狀、一國兩制化”，以空間換取時間，為“改革開放”贏得更好的外部環境。這是一種謀略，也是一種權宜之計，說不出有一整套策略與理論，只是“摸著石頭過河”。
在“摸著石頭過河”過程中，我們逐步建立起一套理論。
首先，我們開始思考，統一問題與中國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問題，孰輕孰重，孰先孰後，孰大孰小，究竟是“把自己事情辦好”為大，還是台灣問題為大，在輕重先後問題上有了明智的選擇，不讓台灣問題成為我們的絆腳石，反而讓台灣問題成為我們民族復興的動力與正能量。正確處理了“和”與“戰”的關係，確保了三十五年“改革開放”主導地位不被衝擊，不讓台灣問題成為我們崛起的“攔路虎”，正確處理了台灣問題與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與崛起的關係，也構成統一問題應成為民族復興的一個組成部分的理論，既保障了統一的地位，更保障了中國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地位。
其次，我們認識到“反獨”的重要性，在處理統一問題時，確立了“反獨促統”的先後秩序關係，要統一，必先“反獨”，尤其李登輝、陳水扁主政的二十年中，“反獨”必須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沒有“一個中國”前提，沒有任何讓步，沒有任何協商，沒有任何妥協。為此我們毅然制訂《反分裂國家法》，明確劃出不可逾越的紅線，對肆意製造分裂的“台獨分子”，我們不惜以“戰爭罪”作“戰犯”對待，同時我們嚴格約束自己，做到不到最後一分鐘決不輕言放棄和平，要盡最大努力來維護“和平統一”。所以“反獨促統”也成為了“新統一觀”的一個組成部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