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教授還比不上一個科長處長，如果大學長官不需要教職員工的推舉，那麼就會催生官本位和關係至上的價值觀念與價值追求。因此，在一些大學里，教師在當領導前，要學會經營關係和積攢人脈，為自己的升官鋪路；在當上領導後，要忙於四處應酬，要忙著維護關係，很少有時間去研究教學和學術問題了。
高度行政化使高校權力體制集中化，權力同樣難以受到有效的制衡；只要大權在握，往往即可恣意作為盡情揮霍。近年高校負責人頻出醜聞，或者因為他們太過肆無忌憚，或者因為監督的力度在增強，或者因為曝光的渠道在增加，但相信這只是高校問題的冰山一角。
學校是社會良知的源頭和源泉。這一源頭一旦受到污染，就會陷社會良知於混沌。復旦大學弟子舉報院士導師造假事件，就使正義與倫理深陷兩難困境——導師造假不舉報，就是泯滅正義良知；假如是由於私心受阻而揭露導師，則又違背師生倫理……而無論是學校評估、院士評選造假還是考試舞弊，都是對教育源頭的污染，對誠信源泉的破壞。
儘管在霧霾天里，大學很難獨保一片清新，但哪怕在春秋那樣的戰亂年代，孔子與學生顔回尚能做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難道現在的教師一定都需要隨波逐流？如今的學校一定發不出數縷陽光？
（來源：網易評論 作者：何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