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2月24日電／如果烏克蘭能有一個既能體現自身傳統和國情、又能維持國內平衡和引導進步的憲政框架，那麼，未必外部力量的干預，可以像今天這樣長驅直入地直接左右烏克蘭的政治選擇。
在全球化的時代，每一個治理混亂、人民遭殃的國家，總是或多或少有著相近似的原因和背景。烏克蘭當下的動亂局勢大概就是這樣一個不幸的例子。
動蕩不定的憲政
對於當代烏克蘭事務，一般來說，可以從這樣幾個方面來加以觀察。
其一，是多年來烏克蘭國內政治經濟的進程。無論具有多大的外部因素影響，蘇聯解體以來烏克蘭自身的國家治理模式和憲政狀況，畢竟是對烏克蘭自身的經營和發展會起到直接關鍵的作用。
第二，是烏克蘭所處的特殊國際環境。對於一個處身於歐亞大陸文明結合部的既古老而又新近獲得獨立的國家來說，它和外部世界的關係，特別是和周邊鄰近地區和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往往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最後，是這個國家複雜歷史進程影響之下的政治文化和社會心理的面貌。我一直認為：對於像烏克蘭這樣具有複雜歷史的國家，歷史的千年沉澱會深刻影響當代社會的內部和外部選擇。因此，人文的觀察—作為一種心靈的體驗乃是判斷烏克蘭事務必不可少的一個重要環節。
本文擬先從第一個方面來分析一下，危機發生和延續的原因。
烏克蘭事務的特殊性在於，它不光是處於歐亞大陸文明結合部，而且，它又是處於這樣一個結合部的邊緣部位—這裡指的是烏克蘭是既處於前蘇聯疆域西端的最接近於西歐的部位，但同時又是作為俄羅斯帝國文明緣起的最直接、最核心的地塊。因此，來自於東方和西方的外部力量對於烏克蘭局勢的干預自然會大大地超過其他地緣政治條件下的國家內部治理。特別是像目前這樣幾個月的尖銳對峙的內部狀態，不可避免地會被深深地打上外部干預的痕跡。2月21日的談判過程本身就是在法國、德國、波蘭等國外交部長的直接在場監督之下，兩派才達成協議的這一幕，就是當下的外部干預程度的生動寫照。
但是，烏克蘭國家治理問題，主要是指烏克蘭本身的憲政安排及其相關的治理機制問題，依然是決定該國發展方向的關鍵因素。換言之，如果烏克蘭能有一個既能體現自身傳統和國情、又能維持國內平衡和引導進步的憲政框架，那麼，未必外部力量的干預，可以像今天這樣長驅直入地直接左右烏克蘭的政治選擇。
這裡的國家憲政結構至少涉及兩個問題，一個是關於總統和議會的相互關係問題。
蘇聯解體之後，烏克蘭立國之初的憲政特點是弱化政黨的作用、突出總統的權力，同時議會沒有組閣權、僅有倒閣權。這符合獨立初年烏克蘭的政治格局，1996年庫奇馬時代的烏克蘭憲法體現了這樣的特點。但是，從1997年至2004年的這一階段，烏克蘭政治生態迅速變化，政黨數量迅速增長了將近五倍，出現了近兩百個各色政黨。2004年烏克蘭憲法的修正，一定程度上，正是在自由派尤先科發動“橙色革命”並已取得政權的背景之下，力圖通過修憲，迎合當時的政治文化潮流，限制前任總統庫奇馬在任時期的總統權限，因此，2004年憲法的要害就是“議會總統制”，關鍵是通過議會來限制總統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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