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認為發達國家走出危機，必須想出一個與貨幣貶值有同樣效果的辦法，以便為結構改革創造空間。2008年時，很多人認為危機很快過去，但6年之後的今天仍未見起色，所以我在2008年危機剛發生時提出的全球基礎設施計劃為發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和為發展中國家的持續增長消除瓶頸的雙贏建議，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識。
記者：倘若上述刺激措施能使發達國家走出衰退、由發達國家帶動的全球經濟增長態勢尚未能重新確立，那麼，對過去一段時期高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而言，下階段新的發展動力何在？這正是本屆論壇的主題。新結構經濟學對這個議題有什麼主張？
林毅夫：外需相對疲軟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當然要轉向內需。內需包括投資與消費。前段時間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應轉向消費拉動的增長方式。但從新結構經濟學框架出發，我不主張這種政策。消費當然很重要，但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不斷增長，否則就得舉債。發達國家危機很多正是過度消費造成的。
收入持續增長有賴於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生產率提高又依賴於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交易費用不斷下降。其中，交易費用下降相當大程度決定於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因此，增加消費是邏輯鏈條的終端結果，而這個鏈條的起點則是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基礎設施完善上的高效投資。
從發展中國家來看，這些有效投資的空間非常大。此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我國，財政狀況較好，民間儲蓄高，外匯儲備多。利用好這些條件的話，我國維持在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長軌道是沒有問題的。
深挖後發優勢 推動中國未來20年高速發展
記者：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長期的奇跡式增長獲得了普遍關注，但近期唱衰中國的聲音再次浮現，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林毅夫：近期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大部分觀點認為是中國體制機制的內在原因造成的，而改革體制機制又很難，因此他們認為增長不可持續。唱衰中國的聲音和中國崩潰論一直都有，主要是因為中國一直未按西方的主流理論去進行改革。我們確實有很多問題。但唱衰論調沒有看清增長放緩的原因是內生的還是外生的。
我近期參加的很多國際會議上，許多人說中國經濟放緩是體制機制的問題。但為什麼在我們經濟放緩的同時，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和我們同樣發展程度的國家如印度和巴西，以及東亞那些表現很好的新興高收入經濟體，增速也在放緩，而且放緩程度比我們還大？因此這種同步放緩一定是有共同的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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