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看出美國敵視伊朗的理由，有些是其干涉別國事務慣用的藉口，某些則是明顯攜帶美國的“私怨”。而在伊朗看來，他們眼中的“大撒旦”美國對其內部事務的干涉，是一以貫之的。20世紀50年代初期，美國中央情報局夥同英國人一起，推翻戰後伊朗民選的摩薩台政府，這成為革命後伊朗政府揮之不去的夢魘。伊朗革命之後，美國允許流亡的巴列維國王前往美國，並拒絕伊朗方面提出的引渡要求；在長達八年、對伊朗新政權的生死存亡構成巨大挑戰的兩伊戰爭期間，美國又轉而公開支持伊拉克；1984年以來美國對伊朗實施長期的經濟制裁，試圖通過惡化社會民生狀況，削弱伊朗革命政權的統治基礎；美國方面拒絕對1988年7月4日美國“文森斯號”導彈巡洋艦擊落伊朗客機一事道歉；2002年，小布什政府罔顧伊朗在阿富汗問題上的合作，將其赫然列入精心打造的“邪惡軸心”。自此之後，無論以何種藉口，通過軍事手段對伊朗實行政權更迭的信號不斷從美國傳出，伊朗政府長期生活在夢魘之中，缺乏安全感。美伊關係惡化的背後，還有更隱蔽的更深層次的責任。這也是美國方面和國際社會所忽略的。
二戰後美國和伊朗關係變化的軌跡在整個戰後歷史發展中有深刻的意義。美國戰後染指中東事務的初衷便是冷戰思維作祟的結果。中東的地理位置以及資源條件，使得美國在冷戰之初便極力想將蘇聯的勢力排除在外，伊朗是其冷戰戰略的重要一環。從最初美國幫助伊朗處理阿塞拜疆問題到推翻摩薩台政權，從幫助巴列維政府開展“白色革命”到尼克松政府時期、伊朗成為美國中東戰略尤其是維護波斯灣地區穩定的兩個支柱之一（另一個是沙特阿拉伯），無不貫穿著美國這一戰略意圖。由此可以看出，美國始終將伊朗看作一張牌在加以利用。而這一過程恰恰是這一時期美國伊朗政策自掘墳墓的過程。美國完全蔑視伊朗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和信仰，把其自以為是的戰略強加於伊朗。
在美國的支持下，伊朗巴列維政權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基礎，大力發展經濟，加速現代化的進程。而“現代化戰略”便在這一時期是美國與蘇聯爭奪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而推行的法寶。在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時期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羅斯托（W.W. Rostow）在1960年出版了《經濟發展階段：非共產黨宣言》一書，成為美國擴大其在發展中國家影響力的理論依據。該書根據現代化理論發展，認為美國與發展中國家的不同在於發展階段的不同，發展中國家還處於前現代化階段，而現代化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必經之路，美國的今天就是發展中國家的明天。發展中國家可以在美國的幫助下走上現代化道路，而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可以抵制蘇聯的影響。
現代化理論的提出和實施具有濃厚的反共產主義的意圖，是為美國實現對第三世界的影響和控制而提出的。巴列維時期的伊朗成為美國現代化理論的試驗田，另一位現代化理論大師薩繆爾·亨廷頓的多位弟子活躍在巴列維的宮廷之中，為伊朗的現代化出謀劃策。在美國的支持下，伊朗現代化取得了驕人的成就，但由於脫離國情，造成經濟嚴重失調，貧富懸殊加劇，各種社會、宗教矛盾激化，各地動亂不斷升級。其對伊朗社會、文化和信仰的衝擊也為美伊交惡埋下伏筆。現代化不但侵犯了歷史悠久的宗教勢力的利益，也對伊朗社會結構和倫理道德觀念造成巨大衝擊。巴列維為推進現代化步伐，漠視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對於敢於提出異議的人士予以無情鎮壓。美國方面也陶醉在巴列維對美國的友好和現代化理論在伊朗取得的成功，在給予慷慨支持的同時，完全漠視伊朗民眾和社會對巴列維國王推進現代化，以及由此帶來的過度世俗化所釋放的怨氣和反彈。最終在民眾的強烈反對聲中，巴列維王朝被革命勢力所推翻，而伊朗民眾也將在巴列維國王時期受到的種種不公正以及出現的種種問題遷怒到美國頭上。繼而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提出“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政策，標誌著美國長期以來在伊朗的戰略經營徹底破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