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憶另一位老師沈宣仁先生時，周保鬆曾問沈先生什麼是美好的人生，沈先生用麥金泰爾的話回答：“一個美好的人生，是一生不懈地追求美好人生的人生。”這句似乎同義反覆的話，重申了“過程”的意義。只問勝負不問是非，只重結果不重過程，為了目的不擇手段，恰恰是價值虛無的源頭。
精神生活從沉思開始，但不能止步於此，需要在交流中顯現，“我該如何活”與“我們該如何活在一起”不可分離。這不是在召喚那種旨在消融個體的集體生活，而是試圖構建一種個體能夠更好實現自身價值的公共生活，不是由一個個只會服從的奴隸組成叢林社會，而是由一個個獨立的自由人組成公民社會。“我與社會的關係，其實是‘我’與‘我’的關係。”陳特先生如是說。
除了陳特先生的“哲學概論”，在範克廉樓的經歷也對大學時代的周保鬆影響深遠。香港中大學生活動中心位於範克廉樓，最重要的是，香港中大學生會的核心——幹事會和學生報編輯，由全校學生票選，經費來自學生。周保鬆雖然轉入哲學系，但是大部分時間用於各種公共活動，通宵達旦地編輯《中大學生報》，策劃近千同學參與的大規模論壇，不僅關注大學的問題，也關注香港的事務。
擔任教師之後，周保鬆更是致力於開拓公共生活的空間。他每開一個新班，都會開設電郵討論組，與同學交流，兩年時間就有數十萬言，整理編輯成《政治哲學對話錄》。翻開《走進生命的學問》，開篇就是他寫給學生的公開信，其中《獨一無二的鬆子》已經廣為流傳。他發起犁典讀書組，與學生一起閱讀哲學原典，一起郊游，一起去大排檔宵夜。他會邀請學者舉辦講座，有時在演講廳，有時在露天廣場，有時在自己宿舍的客廳。周保鬆和他的學生們，參與討論各種香港的公共問題，在香港的公民行動中發出重要的聲音。通過這些實踐，周保鬆將學問和生命（不僅是生活）融為一體。治學本來就應該和問道有關，此所謂“學問”，只是治學慢慢地變成一門技術，成為了“學術”。
閱讀《走進生命的學問》，就像在和周保鬆對話，許多細微之處悠然心會。只是在對於一些問題根源的看法上，我和他稍有分歧。由於語境不同，周保鬆反對“小政府，大市場”的格局，對市場、經濟、商業多有批評，認為它們的邏輯過於強勢，應當加以抵制；我卻傾向於認為市場、經濟和商業有促成開放理念和契約意識的可能，它們的問題主要是因為權力過多介入，無法獨立和競爭，以至於出現“大政府，小市場”的現象。除了語境的不同，在理論資源上，周保鬆受羅爾斯影響很大，而我更接受諾齊克的說法。兩者雖有衝突，並非水火不容。周保鬆曾寫過紀念諾齊克的文章，我對羅爾斯也懷有敬意。
關於“什麼是好的大學生活”乃至“什麼是好的生活”，我們沒有分歧。如果思想完全一致，是最沒趣的；如果思想完全不同，對話會很困難；具有基本的共識，同時又有差異，這是進行思想交流的理想狀態，也是生活的美好所在。
（來源：南方週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