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以行政長官權力較外國市長大為例：香港特區及特區政府首長獲中央政府授權，其權力較紐約及倫敦市長大得多，“行政長官領導的特區政府是通過自己的法律；國際市政府只有簡單通則，並非通過自己法律。”
梁振英進一步解釋，“香港不實施全部的全國性法律，但紐約及倫敦是實施全部的全國性法律，說明香港首長比外國的，包括外國民主國家城市首長權力要大。這些權力來自何方呢？就是來自中央人民政府額外授權，因此，中央政府在基本法中有權任命行政長官，外面選舉是不需要其國家首長或元首任命，這亦說明特首權力及選舉沒有所謂‘國際標準’。”
他強調，無論“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也好，抑或基本法中有些地方比“國際標準”更寬鬆，政府也有責任，向大家解釋好及說明好基本法中的規定、人大常委決定的規定，“由於這些都是一些憲制性法律文件，可能市民大眾一時間不容易明白，所以，政府有需要做好解釋及說明工作。這個是我本人的工作，也是特區政府接下去要做的工作。”
無論訴求如何 最重要須根據基本法
梁振英舉例說：“這些包括甚麼呢？在香港普選的時候，是先由提名委員會提名，正如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所講的：提名權是專屬提名委員會的。因此，‘公民提名’是不符合基本法的，這個我們要繼續向市民大眾講清楚，亦有其他我們要講清楚的工作。”
被問到“公投”違反哪些條例，梁振英回應時說，用香港的語言來說，就是沒有法律基礎的意思，並不是說做這件事會有甚麼刑事責任，相信大多數參加“佔中”投票的市民，都不會贊成“佔領”和“癱瘓”中環，因為這個設計是犯法的，“‘佔中’是另一回事。因為‘佔中’整個設計是要癱瘓中環，利用癱瘓中環來向中央政府施壓。”
他強調說：“無論大家的意見如何，大家的訴求是如何，我覺得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根據基本法來行事，因為這個是我們憲制的基礎，無論是香港和中央關係，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又或者在選舉這個問題上，我想最重要的，還是根據基本法。”
梁振英最後強調：“2017年，我們有了第一次實行普選特首的機會，中央及特區政府、以至我本人都抱著莫大誠意和承擔，希望和香港市民一齊完成這個目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