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兩國戰爭指導原則不同。在戰爭指導原則上，日本實行積極進攻的戰略原則，李鴻章採取的是消極防禦的戰爭指導方針，“保全和局”是李鴻章應對戰爭的不二法門。在戰爭的每一階段，李鴻章都將前景寄望於列強調停。而日本在外交上應付調停，在軍事上一步也不放鬆，處處掌握主動。
第六，國際環境不同。國際環境總體對清政府不利。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後，已困於西方列強的條約體系之中，舊有的宗藩體系正在全面崩潰。日本雖在幕府末期也被迫與列強簽訂過不平等條約，但此後就開始改革，至明治維新時期，更是大刀闊斧地推行資本主義改革，國力大增，正在爭取廢除不平等條約。甲午獲勝後，日本與列強間的不平等條約即陸續廢除。
總之，當時中國正值封建社會末期，面對西方列強的挑戰，完全處在下風。在國際事務上，朝野上下顢頇無能，內政一塌糊塗，經濟成長乏力，貪污腐敗成風，武備不興，民氣不揚。這種狀況對付成長中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戰敗是必然的。
影響中日百年國運
甲午戰爭的結局，是清政府事前沒有料到的；日本在戰爭中完勝，也是歐美各國沒有料到的。
第一，甲午戰爭的失敗給予中國的打擊是世紀性的。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中處處可見甲午失敗的影響。中國台灣以及澎湖列島在《馬關條約》中割讓給日本。按照條約規定，清政府被迫付出2億3150萬兩白銀賠款，三年還清。清政府從俄法銀行團、英德銀行團三次借出本金3億兩白銀，才還清這筆戰爭賠款。加上幾年後《辛丑條約》本息差不多10億兩白銀賠款，中國被牢牢捆綁在歐美和日本債務單上，極大地加劇了國家的貧窮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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