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傳統非西方國家，韓國的發展經驗應有三大啟迪：首先，國家在爭取和維護領土完整、主權尊嚴的同時，必須善於順應世界潮流，進行體制改革與提升，二者不得偏廢，逐步實現當代的“內聖外王”，否則就可能落得像伊拉克和利比亞那樣，主權利益得而複失的境地。
再者，在國家治理方式上，必須從傳統的權威服從模式，向現代的參與協商模式轉變。有人說，民主協商會破壞效率，但這只是看到了表面現象。軍事理論中有名言曰：“最大的勝利往往要經過最大的迂回。”即不要為眼前一時的“短平快”所迷惑，到後來反而滋生一大堆後續問題與隱患，那就還不如事先決策時就追求科學民主，更有利於創造與創新思維。
還有，實現參與協商政治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實現領導人的普選或直選，從操作層面真正落實“權為民所賦”。韓國從當年的樸正熙，到今天的朴槿惠，已經完成了這一重大的歷史跨越。最後的受益者，其實包括了從高級領導人到普通老百姓，從大型企業到中小企業，從國家機構到政黨派別。這是文明的超越和民族的凱旋。
（來源：中青在線；作者：偉達 美國國際文化戰略研究和咨詢專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