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觀廣場舞於內地，起初確是法規的不健全，對“群眾性活動”的噪音、占用場地等問題缺乏明確的規範。而更糟糕的是，後來即便出台了相應法規，也常是一紙空文。一則，廣場舞參與者的法治意識淡薄，“跳個舞也犯法嗎”是普遍性的心態，“法”是虛無的，沒有任何約束力。二則，執法的權責不清。我們的執法，屬“鐵路警察，各管一段”，城市噪音，似乎就是城管、環保的事，其他部門則都“與己無關”。而城管、環保又如何呢？對廣場舞的噪音是否該管，或是否真願意去管，則天曉得。於是，執法軟弱，投訴者求告“無門”，滿肚子怨氣無處宣洩，便只好“群眾鬥群眾”，由此積聚的矛盾對立也愈發地尖銳。
談及廣場舞擾民，論者常歸咎於大媽們的公共空間意識匱乏，但這些意識不是與生俱來的，而要靠後天法治環境裡的熏陶和培養。正如內地大媽到了香港，一開始跳廣場舞，音量稍大便會有人提醒、制止，內心自然就有了對“法”的敬畏。所以，廣場舞之風吹到香港，為何不像內地那般喧囂、那樣恣肆張狂，而是有了“分貝”的低調，有了溫柔的友鄰關照，實在值得內地同胞思量。只有人人恪守嚴格的法律規範，才有每個人的充分自由。
（作者：閱盡 來源：羊城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