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以侯落鴨村為例，侯志強經常毆打他不喜歡的村民，被打村民多數不報警，即便報警，警察也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後出現。有時侯會被警方帶走，但沒多久就再次出現在村裡，村民們猜測侯與警方有特殊關係。以至於2009年侯志強當選村主任後，沒人再直接告過他的狀。長此以往，村民的法律信仰被削弱，村霸更加有恃無恐。如果矛盾無法調和，村民只能採取最原始也最激烈的復仇方式。這就應了學者蘇力的一種判斷，正式的法律制度沒有或者沒有能力提供村民需要的法律服務，而另一方面又禁止那些與正式法治相違背的“法律”實踐。
村民得不到及時的法律救濟，有多方面原因，比如警力不足，再比如一些鄉村勢力盤根錯節，相關部門不願意深度介入。此外，不容忽視的一點是，一些鄉鎮政府沒有動力介入，幾年前國家免除了農民的“皇糧國稅”，農民不用再交公糧，鄉鎮一級的政府無油水可撈，鄉鎮與村民關聯度變得鬆弛甚至中斷，比如在侯落鴨村，村民不交公糧後這麼多年，難得見到鎮上的幹部出現在村裡。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這些理由都不足以使政府放逐職責。如果鄉鎮政府偏袒村霸，或者無意主持公平，除了折損政府公信力，只會使村民的權利生態更加惡化。
鄉村治理是個難題，並無捷徑可走。村民自治是推進我國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實現農民當家做主的重要舉措。在鄉村，能否真正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直接決定著鄉村能否實現善治，更關乎我國9億多農民的權利純度。毋庸諱言，村民有自治需求，也有自治智慧，更有自治能力，但是，如果不解決村民自治權利救濟渠道狹窄的困境，如果鄉鎮政府乃至更高級別的政府不及時主持公道，如果不捍衛法律公平，讓法律成為村民的信仰，就難以實現村民善治。
（作者：北京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