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20日電／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18日在am730發表專欄文章說，由於本欄對佔中運動常有質疑，近日受到一些激進分子的批評，指我為虎作倀，助中共在港推行專政。可惜，這些批評大都只曉得羅列罪名，並未對我提出的論點進行正面交鋒。其實我十分樂意，在以下議題上聽取不同意見：
(i) 現實世界的政治制度究竟是在一定的時空下演變出來的，還是可以按某套信念與標準倒模複製的？
(ii) 烏托邦式的一次過革命好，還是斬件式的細部改革工程更符合人民的利益？
(iii) 世上可真正存在著一套政治制度的終極方案？提倡終極方案會否限制思想，妨礙進步？
(iv) 搞政治運動，除了展現立場與原則之外，是否還要爭取實際效益？誓不退讓是否一種向人民負責的策略？
(v) 要建立一套社會可以普遍接受的遊戲規則並不容易，佔中運動推倒舊制後，激進派推崇的那套能否獲得社會的普遍支持？
我年輕的時候就關心人類的命運.對民主有過長期的思考。這些思考令我對香港的激進派無法信任。我認為民主應建基於個人的覺醒 (enlightenment)，而非靠意識形態進行集體催眠。可惜我發覺現時政治運動的參與者，大都眾口一詞，只曉得用某套標準化的思維方式。他們還企圖營造一種社會氣氛，逼其他人也要用同樣的方式去思維。他們“問誰還未發聲”，要人人都得如文革時期那樣，在政治問題上表態。連剛考完文憑試的績優生，在被訪問的時候，也得對佔中問題表態。自由社會容許人民有參與政治活動的自由，但亦容許人民有不參與政治運動的自由。在壓力下作政治表態並非真正的覺醒，還不如讓人民做“逍遙派”更彰顯社會自由。
更令我擔憂的，是現時積極投身政治運動的年輕人，他們所堅守的信念，很多時都只是一種空想，而非建立在對現實世界的客觀認識上。
譬如：他們把公民提名視作民主選舉的必要部分，若中央不允公民提名，就一定要進行公民抗命。但現實世界並非所有民主國家都有公民提名 (沒有的遠比有的多)，那香港是否值得要為公民提名而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呢？
又如：他們說香港的選擇必須符合國際標準；但國際根本沒有標準；其中一些國際性機構，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會，與世界銀行等，他們的標準真有點嚇人，一點也不民主。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五位常務委員，都是不用選舉的當然委員，而且擁有一票頂193票的否決權。世銀與國基會亦有8個當然理事，他們在投票時並非票票等值的，而是看出錢多少作權重的。他們還有潛規則，讓美國人作世銀行長，歐洲人作國基會主席。這樣的國際標準值得香港跟隨嗎？
當一班對現實世界不甚了了的狂熱分子，要群起打倒舊世界，重建新世界的時候，香港的命運可能只得學火鳳凰那樣涅槃再生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