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密切關注這些學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這是一項很有意思的社會科學研究，還有部分原因則是，我本人就是研究對象之一。12歲時，我在SAT數學測試中得了滿分800分，語言部分得了680分，於是加入了範德堡大學這項長期性研究的數據庫。現在我是終身數學教授，還是小說和非虛構文學作家，我的職業與標準化測試所做的預測一致：這是此項研究的另一大成功之處。
但問題在這裡：天才並不是一個數字。我們不可能依據孩子10歲時的詞匯量來預測他們未來能否成為出色的小說家。如果你以為能以這種方式預測數學和科學成就（就像證明黎曼（Riemann）猜想和SAT數學得10萬分差不多一樣），那你對科學以及科學工作者所面臨要求的認識就太粗淺了。“天才崇拜”往往低估了努力奮鬥與持之以恒（如今心理學家喜歡把它們稱為“堅毅”）的重要性——更不用說創造力、洞察力和鑒賞力了，如果沒有這些，其他所有長處都可能會浪費在毫無意義的項目上。
從零散的中學裡挖掘出未來的大科學家是很難的，也許根本不可能。盧賓斯基博士有關天才兒童長大後情況的報告不叫《天才兒童成年後是什麼樣？》 （What Happens to Child Prodigies as Adults），而是叫《誰成了頂尖人才？》（Who Rises to the Top）。不過這份報告並沒有回答後一個問題。
我們這些13歲時在SAT中獲得超高分的孩子取得博士學位的幾率是普通美國人的20倍；讓我們做個誇張的假設，假設我們取得卓越科學成就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100倍。既然我們在美國人口中所占比例僅為萬分之一，那麼仍有99%的科學成就是由沒能早早拿到天才俱樂部入場券的孩子取得的。並非所有謎題都會由我們這些天才來解決。多數天才兒童確實非常成功——但多數非常成功的人早年並不是神童。
這對天才兒童本身來說也是艱難的一課。我們會很自然地相信，在數學競賽領獎台上站在自己旁邊那個剛到青春期的孩子是最出色的，是真正重要的人才。而我們這些“童星”總體而言也確實做得非常不錯。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開越多地看到世界上有許多才華橫溢的人並不是像天才小醫生杜吉·豪瑟（Doogie Howser）那樣的神童；他們並沒有在數學奧林匹克（Math Olympiad）中取得過驕人成績；他們也沒能擠進精英大學核心圈。13歲時的我並不理解世界是這樣的，這讓我羞愧難當。但當別人不斷對你說你最出色時，你就會開始相信自己的確是最出色的。
在教數學的過程中，最痛苦的事情之一是看到我的學生受“天才崇拜”打擊。這種崇拜告訴學生，除非你是最出色的，否則搞數學沒有什麼意義——因為只有那些擁有特殊天賦的極少數人才能做出真正有價值的貢獻。但我們不會用這種方式來對待其他任何科目。我從來沒聽哪個學生說：“我喜歡《哈姆雷特》（Hamlet），但我其實不適合讀大學英語先修課程——坐在前排的那個小孩能背誦一半的戲劇，他7歲就開始讀莎士比亞（Shakespeare）了！”籃球運動員不會因為有一名隊友比自己強就退出。但我每年都會看到年輕數學家退出，因為有人在他們視野所及的圈子裡看來比自己“強”。
數學家的流失並不是唯一問題。我們需要更多數學專業的人從事數學家以外的工作——更多主修數學的醫生，更多主修數學的高中老師，更多主修數學的公司高管，還有更多主修數學的參議員。但如果不拋棄只有天才兒童才值得去學數學這種定式思維，我們就無法走到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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