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種國家分類排序也有弊端。當原則的靈活性很強時，原則的指導作用就弱化了。比如，在東南亞，柬埔寨和菲律賓同為我周邊的發展中國家，但前者可作為我外交基礎而後者則是我外交麻煩。俄羅斯和日本是同類國家，我對俄需要加強全面戰略合作，對日則只能進行政治孤立。“首要”、“關鍵”和“基礎”三個詞並列，無法明確外交工作重點對象國是哪類。美國僅屬於大國但不屬於周邊國家，日本則兩者都是。日本既“首要”又“關鍵”，理論上應比美國還重要，但這顯然不符合實際情況。
大國利益得靠區分敵友的外交來實現
未來十年，中國的綜合國力比除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都大，且差距越來越大。中國將不得不通過承擔更多國際責任，通過提供公共物品來維護國際秩序，從而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利益。承擔國際責任，提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都面臨著不區分敵友則方向不明的困難。只有明確了承擔誰的責任、有利於誰的方案、有助於誰的智慧、誰能多享受的公共產品這些問題，才能決策做什麼。任何大國在塑造國際秩序時都是承擔保護友邦而非敵國的責任，提出有利於合作者而非競爭對手的方案，為遵守規則而非破壞規則的國家提供公共產品。
具體而言，不區分敵友我們將難以執行“親、誠、惠、容”的外交原則。例如，在當前情況下，政治上，我們可以親近俄羅斯和柬埔寨，但不能親近日本的安倍政府和菲律賓的阿基諾政府，否則將會慫恿他們採取更加反華的政策。外交上，我們只能對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講誠信，對那些不承認我國主權，支持台灣分離主義的國家，不存在是否講誠信的問題。經濟上，我國可以主動惠及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而不能惠及發達的美國。在國際政治中弱者主動惠及強者的做法不符合道義，是弱者對強者的諂媚。
為了塑造有利於民族復興的國際環境，我國對外政策似可考慮依據利益關係劃分國家類別，為制定具體外交政策提供明確的政治方向。如果我國將世界各國分為“友好”、“合作”、“普通”和“衝突”四類國家，對於綜合實力弱於我國的國家，無論國家大小，我國對友好國家一律採取仁義相助的政策，對合作國家採取適當照顧的政策，對普通國家採取平等互利的政策，對衝突國家採取針鋒相對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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