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8日電／自2011年11月奧巴馬在夏威夷高調推出“亞太再平衡”（也稱重返亞太）戰略後，美國這一對外政策上的重大調整，在國際上特別是亞洲掀起了不小的波瀾。幾年來，美國在推動這一戰略過程中採取了一系列舉動，對亞洲的外交、經濟、軍事形勢產生了巨大影響，給中國周邊安全帶來了新的巨大挑戰，重返亞太戰略與中國周邊安全日益成為人們關注的重要焦點。
重返亞太戰略的提出
《市民日報》刊文稱，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又稱“戰略重心東移”或“重返亞太戰略”決策，是奧巴馬政府自2009年1月執政以來，面對小布什政府留下的內外困局而尋求出路的產物。首先，美國因房地產次貸危機觸發了2008年的金融風暴，從而導致二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金融、經濟、債務和社會危機，其影響遍及包括歐盟和日本在內的所有西方主要發達國家與世界各國。與此同時，美國還因深陷小布什政府發動的阿富汗與伊拉克兩場戰爭而在國際上也處於十分孤立與被動的局面。奧巴馬政府因而面臨著美國成為世界霸主、尤其是後冷戰時期一超獨霸後前所未有的內外困境。
二十一世紀頭10年正是中國抓住“戰略機遇期”（包括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崛起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主要貿易國和最大外匯儲備國，並帶動亞太地區經濟迅猛發展的時期。中國積極推動亞太地區的一體化合作，於2010年和東盟10國建成了自由貿易區，並與東盟10國啟動了10+6（中、日、韓、澳、新、印）以及中、日、韓3國的自由貿易談判。亞太地區經濟活躍，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的主要動力和增長源，中國對亞太地區和區內各國的影響力也顯著上升。
相形之下，美國則在亞太地區面臨著影響力下降和盟國離心等一系列問題。美國朝野精英層也深陷3種深層的心理不平衡：一是美國自認曾經為二戰後、尤其是冷戰後相對穩定的世界和平環境與國際體系提供了安全保障與各項“公共產品”，從而有助於亞太地區與中國的發展和崛起，故認為應得到回報；二是因發展不平衡、力量對比急劇變化而產生的糾結；三是因超級大國地位和世界事務主導權削弱而導致的失落與憂患感。
在此背景下，奧巴馬政府為擺脫危機、重振美國在亞太地區和全球的戰略主動權與主導地位，經全球戰略評估與權衡後推出了“重返亞太戰略”，對美國的全球和亞太戰略做出了重大調整。
在奧巴馬首屆政府中擔任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也曾透露，因個人經歷和背景將美國定位為“太平洋國家”並宣稱自己是美國“第一位太平洋總統”的奧巴馬，在上任之初即確定了他的“戰略路徑”。即視“駕馭亞洲的增長與活力為美國經濟和戰略利益的核心”與“總統的關鍵要務。”為此，奧巴馬“領導了一個跨越整個美國政府的多層面、持續的努力，以全面實現美國在太平洋地區不可替代的角色。”通過擊斃本‧拉登和在全球反恐領域取得一定進展，以及結束伊拉克戰爭並開始從阿富汗撤軍，奧巴馬政府將小布什時期的全方位反恐戰爭和以中東、中南亞為戰略重心的全球戰略，轉變為同中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戰略競爭。以此一方面擺脫美國的內外困局，另一方面又認為中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增長後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和其世界地位形成挑戰，因而將中國視為應在戰略和軍事安全領域加以制約防範，在雙邊經貿、地區組織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又須競爭與合作並重的“戰略競爭對手”，並將亞太地區視為美、中戰略競爭的重心。這些就是美國提出重返亞太戰略的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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