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楊軼清總結，既有“營養不良”，又有“營養過剩”。
“在東北、西北等資源、財政力量有限的省份，社會組織沒有資金進入，就發展不起來。但在沿海，尤其以江浙、廣東等省，多個政府部門就在扶持政策上趨同，都各自為政，開展公益創投、培訓、補貼等。有的公益組織既可以歸到共青團，又可以歸到婦聯、民政部門的扶持範疇，就‘營養過剩’了。”
楊軼清舉了一個調配不科學、“營養過剩”的例子：“很多貧困山區兒童一收就是6個書包。”
究竟如何讓社會組織“自由生長”？
宋有興認為，這是一個“金魚缸裡的魚養不大”的問題。
“到底是金魚缸限制了它，還是這條魚原本就長不大？只有打破金魚缸，才能知道，它是會在岸上死掉，還是會在海裡長大。問題的症結在這裡：既然政府給了一個金魚缸，怎麼討論社會組織的‘魚’能不能長大？”
政府應從制度設計上給社會組織“培土”
“馬雲說美國企業家是因為覺悟高，才做慈善。我要和他商榷這個問題。”章新勝笑著說，“應該是因為美國的稅制設計。”
論壇代表們建議，政府部門應從制度設計上，給社會組織“培土”。
章新勝以美國稅制舉例，其中有“三大機制”值得我國參考：一是稅收減免。“我國慈善捐助稅收減免的最高比例是12%，但在美國最高能到46%。”二是全球追蹤稅率，“讓富人跑不了”。三是高昂的遺產稅，“逼著企業家考慮做好事、善事”。
王水華也提到了馬雲。“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像馬雲這種擁有巨大私人財富的人多了，需要政府引導，在財富分配上做調整。政府應當給予公益捐資免稅，鼓勵註冊私人基金會，投向公益組織。”
他特別想對不舍得減免稅收的政府官員說：“別覺得財政吃了虧，這筆錢投向公益，解決的還是中國的社會問題。”
“在制度建立的階梯中，你每往上走一步，就成為一個既得利益者。你越往上走，越不願意打破現有的局面。”宋有興說。
但他依然疾呼“打破金魚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