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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朱鬆嶺 |
中評社廈門9月24日電（記者 鄧冠英）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朱松嶺9月22日出席“第五屆台灣研究新跨越學術研討會”發表觀點指出，兩岸民間政治對話有其必然性，會形成兩岸話語權，對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朱松嶺說，民間政治對話最重要的是形成話語權，這個話語權既包括兩岸在政治議題上的民心爭取或者有利的話語塑造，也應包括國際話語權。國際話語權是指以國家利益為核心就社會發展事務和國家事務等發表意見的權利，而這些事務是與國際環境密切相連的，並體現了知情、表達和參與的權利運用。這種話語權通常主要表現在有國際意義上的公共空間或非公開場合自由傳播或表達與國家利益及其所承擔的國際義務相關的立場和主張，其反映對國際事務、國際事件的定義權、對各種國際標準和遊戲規則的制訂權以及對是非曲直的評議權、裁判權。當前，兩岸政治難題解決的根子在美國，沒有國際話語權，很難改變當前的格局。當年的重慶談判，在效果上就是一種話語權的爭奪。
朱松嶺表示，組織性話語權、壟斷性話語權、霸權性話語權跟實力大小有關，而道義性話語權、專業性話語權等則跟實力沒有必然的關係。因而，兩岸在進行民間政治對話時，我們要有充分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對話自信，通過道義性話語權和專業性話語權塑造，進一步解決入島、入腦、入心的問題。實現兩岸民意的大融合。尤其是，如果開放政治對話的主體，允許國際上的知名專家進入該民間政治對話領域，則民間政治對話的效果會好的多。
朱松嶺認為，兩岸民間政治對話最應有的實質性貢獻是升華情感、推動談判、凝聚兩岸共識。他說，廣義的民間政治對話不僅局限於兩岸個人和機構針對政治問題的對話，還應包括各個層級上的交往。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本身就強調兩岸各個層級上的交往，包括地方層級、兩岸政黨和相關政府部門的層級、包括兩岸共同參與的國際層級上的交往，這些交往將差異性和超越理性的不同交往模式融合在一起，因此而引起的政治對話類似於約翰•S•德雷澤克的“話語民主”，我們不妨稱之為第一種對話模式。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將發展出發達的兩岸交往自主權，這種交往構成對話，類似於吉登斯的“對話民主”，我們稱其為第二種對話模式。第一種對話強調公共領域的話語參與，不預設前提，也不預設共識，只是作為在寬松的氛圍下與他人在公共場合可以進行對話的一種手段，“僅僅意味著公共場合的對話，提供了與他人在一種彼此寬容的關係中相處的手段。”。第二種對話模式側重於得出共識乃至政策草案，這是我們側重論述的狹義的政治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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