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者之間雖然沒有直接的關聯，但毛澤東在“新政協”的籌備會議上，仍然提到了“舊政協”，並採用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提法。這就充分證明了“新政協”與“舊政協”之間，既有著一定的關聯性卻又並非是同一回事。為此，全國政協為了強化“國共平台”的意涵，可以將“新政協”與“舊政協”掛連起來，以“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邀請參加出席一九四六年“舊政協”的國民黨代表的後人，以及“立法院”中承認一個中國、支持兩岸交流的“立委”訪問大陸，或是全國政協訪問台灣“立法院”，進行聯誼。這對宣揚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國共兩黨都是兩岸和平發展以至國家統一大業的最重要力量的意涵，很有好處。
實際上，由於基於一個中國原則，對台灣“立委”是以“民意代表”來表述，而且也不能將台灣“立委”視為與全國人大代表“對等”，因而由全國政協出面，與“立委”交流，就較具合理性和正當性。而正因為如此，全國政協主席往往也是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副組長（此前鄧穎超更是組長），因而全國政協也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平台。因此，可以考慮在俗稱為“國共論壇”的兩岸論壇，海峽論壇，紫金山論壇、兩岸和平論壇等的基礎上，增設一個與上述論壇出席者及探討內容有別的論壇，就是由全國政協出面，安排政協委員並邀請台灣“立委”參與的座談研討會，其中也可包括贊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民進黨籍“立委”。使其充分發揮兩個積極作用，一是促進兩岸政治對話的作用，二是試探進行民共交流形式的作用。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從各種情況看，“習馬會”的機會越來越渺茫，關鍵是在於不能為見面而見面，必須拿出有突破性的成果，但似乎馬英九受到各種內外因素制肘，甚至是“不統不獨不武”的自我束縛，即使是能有機會與習近平會面，也未能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產生多大的推動作用，只不過是滿足馬英九自己的“歷史地位”虛榮感而已。
實際上，在鄧小平時期有放棄“解放台灣”，樹立“和平統一”理念，並提出“一國兩制”理論；在江澤民時期有“汪辜會談”並簽署三項基礎性的協議；在胡錦濤時期有“胡連會”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及恢復兩岸協商並實現兩岸直航等重大突破之下；在習近平時期，倘若馬英九只是為了見習近平卻不思尋求突破，還不如不見。何況，二零一六年的“總統”大選充滿著不確定因素，“馬英九後”倘是民進黨再次上台執政，就連兩岸領導人進行會面的政治基礎也將付諸厥如。這卻又確實在客觀上造成習近平未能在兩岸關係領域上取得“兩岸領導人會面”及啟動兩岸政治談判的突破的遺憾，尤其是在習近平在其他各項領域上都取得重大突破的對比之下。
因此，就只能是“東方不亮西方亮”，尋求在其他領域進行突破，以彌補這個遺憾。其中一個途徑，就是推動全國政協與台灣“立法院”的交流。由此，由俞正聲主席出面，邀請“立法院長”王金平訪問大陸，或更進一步，乾脆就是俞正聲訪問台灣，可能就是佳的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