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外因也很重要:社會上的不滿情緒為“佔中”提供了土壤,而其根源和臆想的北京“律令”毫無幹系。香港正在經歷經濟衰退和艱難的社會轉型期。隨著內地市場經濟開放度提高,香港基本喪失中國唯一口岸的地位。曾經提供大量就業崗位的香港製造業全都轉移至勞動力更加便宜的地區。全球化進程和中國經濟崛起提升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但經濟上的好處大多流向了地產商、金融中間商和資本操縱者。收入中位數增長停滯甚至開始下降,而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成本,卻逐年上漲。香港貧富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
他說,組織者呼籲發動“佔中”已經一年之久。上述香港大學民調機構自2013年4月以來針對“佔中”已經做過5次民意測驗,幾乎每次民調都有逾半數受訪者明確反對“佔中”(只有一次例外),而支持“佔中”的比例只有個位數。
他強調指出,這對任何一個政府來說都是極大挑戰。雪上加霜的是,有人煞有介事地將一切責任歸咎於北京方面。抗議運動把矛頭錯誤地指向對北京方面的擔憂,由此,“廣場統治”的意識形態掩蓋了香港問題的真正根源和出路。
不過他認為,香港與埃及、烏克蘭有著本質上的不同。香港經濟發展還算繁榮。法治並未中斷。資源豐富,足以解決結構性問題。大部分香港都希望解決實際問題,而不是沉溺於意識形態之爭。最重要的是,香港還是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的中國的一部分。正如英國學者馬丁·雅克在《衛報》撰文:大陸是香港的未來而非敵人。
文章的最後,他警告,香港當下局勢容不得半點鬆懈。如果任何一方誤致局勢升級,都會產生不幸後果。“廣場統治”每走一步都會是毀滅性的。當地社會條件本不至於招致如此災難。香港需要做事者,而非革命者。
(來源:南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