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謂“建制派”一方，情況更為慘烈。 “佔中”迫使我們不得不面對問題的核心：即如何界定“愛國愛港”以及如何在香港發展，和推廣“愛國愛港”統一戰線的問題。一些“建制派”政黨以及傳統商界保守力量面對社會撕裂，在最需要他們發揮關鍵作用的時候，都展示了首鼠兩端的態度。 “佔中”過程中，他們明顯缺乏政治覺悟，在顔色革命性質越來越清晰的情況下，大部分仍然只是“反占路”，不願意直面反“佔中”，直接譴責外國勢力變天的野心。
這樣的評價，他們肯定會喊冤枉。他們甚至會指出，過去數次中央和反對派關係緊張，他們也出來講了很多強硬話，但最後中央和反對派“談判”成功，強硬的反而覺得被出賣了。 “二十三條”被收回了，上次政改被妥協了，“國民教育”也被撤回了。他們為了保護自己，不願意走在前面。我們雖不認同，但也可以理解。
反“佔中”鬥爭的複雜性在於它牽涉到很多方面，在西方論述長期洗腦的環境下，港人沒有自發覺悟理解“佔中”政治性質的條件，政府、警察、司法機關等等的一舉一動，成為了市民判斷“佔中”是否“違法動亂”的唯一標準。我們的司法制度從初審到終審動輒經年，在一切塵埃落定之前，“佔中”過程中各種過分甚至暴力行為，在香港法例下究竟是否不允許，社會都難以得到一個清晰的答案。
當香港沒有清晰答案的時候，兩面派自然大行其道，因為這是最安全的自保策略。香港市民現在突然之間要消化許多新政治概念，除了“8.31人大決定”以外，“顔色革命”、“違法”、“動亂”、“外國勢力”等種種定性，如果沒有相應的合適處理，難免也會給港人軟弱的感覺。
被“佔中”直接影響生計基層樸素的各種自發行動，反而成為了反“佔中”的主力。一些“建制派”躲在他們背後，當確定民情轉向以後，才會願意做出強硬表態。這樣的行為，可以自圓其說是策略，事實上是只顧自己利益，預留後路。可以預料，反“佔中”不力的一些人士和團體將被群眾唾棄，在反“佔中”鬥爭過程中培養出的領袖，反而有可能會對“愛國愛港”陣營提供新一波人才。
我們可以說，愛國愛港陣營也在更新換代，其中的關鍵是減少對部分財團傾斜，增加基層和其他持份者影響力。這樣的更替，觸及到既得的利益，過程也肯定會有波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