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錄在這部文集中的文章是徐博東教授當年花費大量心血鑄就的研究成果，一些篇章也是他從事歷史學研究巔峰時期的代表作。例如，《劉銘傳人才開發措施評述》、《台灣人民抗日保台愛國鬥爭的光輝一頁》、《試論1895年“台灣民主國”的民主性》、《丘逢甲“挾款潛逃”辨訛》、《論丘逢甲愛國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一宗地方士紳密控丘逢甲重要檔案史料的介紹與考證》、《丘逢甲與康有為》等，這些研究成果不僅資料詳實，有史有據，而且研究視角獨特，筆鋒犀利，觀點鮮明，邏輯嚴謹，創建性和可信度都很高。例如，以往關於1895年“台灣民主國”政權的性質問題，研究甚為薄弱，眾說紛紜：有人把它與“台獨運動”相比附，指控其為“分裂主義行動”；有人指責它是台灣官紳借以“阻遏”人民抗日力量的舉措，譏諷其為“一幕滑稽劇”；有人認為它雖然自稱“民主國”，但它“與資產階級民主概念毫無共同之處”，“仍然屬於地主階級封建政權”；有人則說它是“中國乃至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將民主共和制度破天荒地在中國國土上進行了實踐”等等。對此，徐博東教授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先後發表了《台灣人民抗日保台愛國鬥爭的光輝一頁》和《試論1895年“台灣民主國”的民主性》兩篇頗具創建的論文。文中，徐教授從民主國產生的歷史背景、發布的文告和通電、實行的一系列具體政策措施、政權的基本特點、它所發揮的歷史作用以及政權的物資基礎與階級基礎等各個不同的視角詳加探討，從而得出結論說：“台灣民主國”的建立是完全正義的、適時的。它不僅不是什麼和祖國“鬧獨立”的“分裂主義運動”的產物，恰恰相反，是甲午戰後台灣同胞反對《馬關條約》，反對清政府割台畀日，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下的產物，是近代台灣人民反帝愛國鬥爭史上的光輝一章，同時也是當時正在全國普遍興起的聲勢浩大的反割台、反賣國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理應得到充分的肯定；台灣民主國既非“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也非純粹的“地主階級封建政權”，而是帶有鮮明資產階級民主色彩的、地主階級開明愛國官紳與新興資產階級聯合專政性質的臨時性“地方自治”抗日政權；由於台灣民主國是在甲午戰後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民族意識空前高漲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其主要著眼點在於“拒日割台”，因此，這一政權的職能主要體現在對外反抗侵略的一面，而對內職能的另一面則相對地被民族矛盾所衝淡和掩蓋。從這點看，可以說台灣民主國既代表了地主階級的利益，也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同時客觀上也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反抗侵略、捍衛民族尊嚴的要求和願望，因而它符合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台灣民主國同時還是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和當時正在中國興起的資產階級維新改良思潮影響下的產物。儘管由於種種原因，這一政權極為短暫，並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弊端和不完善，但它卻是近代中國人民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次極為悲壯的實踐和可貴探索，在近代中國政治思想發展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上述結論可謂“撥雲見日”，一舉掃除了學術界關於這一問題的種種迷霧與陰霾，具有很強的理論創見！
又如，有人指責丘逢甲抗日護台失敗後舉家內渡大陸有“挾款10萬兩銀子潛逃”之嫌。對此，徐博東教授在《丘逢甲攜款潛逃辨訛》一文中提出了有力的反證。從源頭上，清政府嚴禁援台，張之洞曾答應給100萬兩白銀援助成了一紙空文，而台北的唐景崧克扣義軍餉械，地方借款、認捐根本難以兌現，丘逢甲的義軍最終餉絕彈盡，根本就“無餉可卷”。從結果上看，丘家回大陸半年後就生活難繼，不得不外出另謀出路，若有白銀10萬，丘家的生活應不該如此拮據，等等。這種獨特而靈活的研究問題的視角，儼然已經發展並超越了傳統論辯的套路，的確有相當強的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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