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把爭取政治改革的目的，視作為讓人民可以過更好的生活，是沒有錯的。差別只在於是直接的目的，還是長遠的目的罷了。現實是，全世界大部分政府在遇到憤怒青年鬧事的時候，都會採取懷柔安撫措施，讓年輕人有更好的個人出路，不再聚焦於社會改革運動。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亦出現過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學生受理想主義(包括後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所影響，因而走向反建制、一些極端的組織，甚至主張武裝鬥爭。他們批評西方的民主是假民主，非要革命不可。西方政府的應對方法亦不外是懷柔改良，與梁振英的一套差不多，難道可以直接回應無政府主義者的政治訴求？若論理想化的程度，無政府主義遠比現時西方的民主政制吸引，只是香港的學生大部分未接觸過罷了。
因此，純粹從策略上而言，梁振英要讓年輕人有多些向上流的機會，實是正路的做法。既然反建制派可以借年輕人缺乏出路去挑動抗爭，無理由建制派就不可利用向年輕人提供出路去平息抗爭。建制派不會因馮檢基的批評而改變自己的策略。這種策略一定會有一定效用，只是需較長時間去落實。但由於梁振英政府在言文宣傳上路路處於下風，因此由他去推懷柔改良政策，無可避免會事倍功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