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的時候，香港激進分子的人數很少，梁國雄第一次出選立法會議員時，是單打獨鬥，沒有政黨支持，敗選了。後來，有了社民連，社民連初次以政黨名義出戰立法會議席，強攻公民黨，黃毓民踢走毛孟靜。從此，公民黨走的路線也激進化了，搞了所謂的五區補選，反對派中人覺得，不激進化就得不到選票，於是爭相激進化。
過去，有些香港人很自豪地說，香港數十萬人上街遊行，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上街遊行像是參加嘉年華會，還引來一些奇裝異服、訴求古怪的人出來搶鏡頭。不過，與此同時，也有一批人覺得反對派如此經年累月地例行公事，每年上街進行開嘉年華會式的遊行，遊行完畢作鳥獸散，沒有意義，什麼也爭取不到。於是，他們開始嘗試以更激進的手法抗爭，在遊行結束後不願散去，而是前往包圍中聯辦、禮賓府，反政府的示威集會也由維多利亞公園轉移到政府總部。愈來愈多示威遊行並沒有按規定申請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但是警方也少有採取執法的行動，長期的姑息，助長了激進分子的士氣。
兩地差距變化難接受
“佔中”的構思，本來只是一名學者在報章提出的一個理論上的建議，但是激進分子決定把這名學者推上虎背，成了“佔中三子”之一。“佔中三子”談“佔中”，談了一年多，只談不做，終於比“佔中三子”更激進的學生決定自己發難，騎劫了“佔中”的計劃，把構思變成真實，並搶奪“佔中”的領導權。到後來，旺角出現了比學生更激進、背景複雜的“佔中”者，“佔中”就全面失控了。
當然，如果今日的中國仍然是中英談判初期的中國，中國人依然是月入數十元，萬元戶被稱為富豪的年代，香港也不會發生“佔中”事件。當香港人眼中的內地居民全是“阿燦”，香港人只知道深圳是他們前往吃喝玩樂的地方，當香港人仍然陶醉於一個香港的GDP已經是中國好幾個省的總和時，香港人對內地沒有恐懼感，香港人認為只要保住香港的自由經濟體系，香港就永遠富強。但是，回歸17年，殘酷的現實告訴香港人，中國內地逐漸強大，中國內地居民愈來愈有錢，香港經濟則愈走愈慢，GDP被上海、北京超越，很快地也會被廣州深圳追上。以前遠遠落後於香港的新加坡，今日的家庭收入中位數是香港的兩倍，平均人均居住面積更不止兩倍，香港人的自尊心被破壞了。自尊心的破壞帶來憤怒，帶來反擊、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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