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則上，國民黨的政策較符合台灣北部的需求，因為國民黨在過往的長期執政時，人才甄補多從北部的首都官僚提拔，資源自然多挹注於北部首都圈，政策亦常以北部首都圈為考量重點，長期以來的重北輕南，造成“南綠北藍”的局勢日漸形成。
民進黨的政策則較能引起台灣南部共鳴，雖然民進黨最初多在北部的都會區崛起，但是本土性的草根訴求較能迎合南部群眾，以及強力宣傳對南部多提供資源與關注，再配合地方人才競爭的積極甄補等，南綠北藍的局勢繼續深化。
再者，在全球化潮流下，台灣南部產業偏重農林漁牧，即使是工業與服務業，由於多是中小企業型態，其資源流動性與獲利程度，亦不如北部發達，加上就業者的教育程度與高學歷比例，較北部的整體平均低，難以因應全球化產業升級或外移而適當調整，結果將這些問題歸咎於國民黨的長期重北輕南的結果。
甚至全台灣因為普羅大眾覺得財富所得分配不公平，看到財團獲利屢創新高，但是升斗小民薪水不但不漲，反而因油電雙漲、房價上漲、通貨膨脹等，實質薪資所得有倒退到1990年代末期的感覺，加上選舉前的食用油風暴無法進行有效的危機管理，因此濁水溪以北，原本由國民黨執政的縣市竟發生制度變遷，出現了超乎民進黨想像的勝選結果。
雖然一般而言，國民黨較積極推進、民進黨較消極處理兩岸關係，但是國民黨在2014年的地方選舉敗選，不必然等同於兩岸關係必將倒退。因為同樣採用路徑依賴的觀點來看，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在規模利益、學習效果、協調效果、調整預期的理由下，台灣的主要政黨與候選人都不明言反對兩岸大交流，以期台灣獲致經濟利益，改善人民生活。
但不容諱言，兩岸和平發展取得的重大經濟利益，究竟是利益均霑到所有台灣人民，或是集中於少數權貴、買辦、財團等，這是兩岸關係能否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往前推進的關鍵之一。如果兩岸和平發展結果加劇台灣的貧富差距，則制度變遷為反對兩岸交流的結果亦有可能發生。
為了避免反對兩岸交流的氛圍衍生，兩岸和平發展的成果必須落實與提升內涵。以2008年6月至2014年2月簽署的21項協議來說，雖然因《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還未通過立法，迄今只有18項協議施行，但這些協議可以更積極展現成果。
例如《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以下簡稱陸客來台）部分，能讓更多的大陸組團社與台灣接待社參與，能在兩岸公權力的適當干預下，讓大陸來台旅客享有合理品質而願意再來，更讓台灣的旅行社有合理利潤而良性循環。
另比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以下簡稱ECFA）部分，早期收穫清單的綠色通道應落實，包括製造業的認證標準統一與物流網路便捷，農產品的檢疫標準統一與通關程式簡化，服務業的設立分支機構與承做業務的審核更容易且迅速。
縱使協議拉抬兩岸關係的作法，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未通過立法而受到阻礙，大陸還可以在政策引導與鼓勵下，盡量遵循市場機制，對台灣的各類大中小型企業，增加銷售管道、降低運輸成本、擴大交易會展、成立批發中心、協助建立品牌、鼓勵電子商務、簡化審批程式，甚至開放國有企業的供應鏈與採購讓台灣企業參與，落實最大多數台灣人民在兩岸交流中獲利的目標。
如果大陸能夠持續提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的質與量，習近平在2014年9月強調的兩岸同胞心靈契合將可逐步實現，大陸願意用真誠、善意、親情拉近兩岸同胞心理距離的作為，也會逐步被台灣人民接受，兩岸一家親、共圓中國夢的願景才有可能達成。
註釋
①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eds.,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3rd e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66-68.
②B.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3rd ed.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p. 71-72.
③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n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Reprin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6-18.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1月號，總第2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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